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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主義”的興起——準備搶先登上政治活動的舞臺。因此，他政治活動的

一個方面就是對“公民權利”的自由主義要求，反對獨斷專行。這是此後他

一直信守的主張。

胡適政治建議的另一個方面——他提倡“好人”政府和“有計劃的政府”

——已經指向如何在中國把“科學”和“民主”聯絡起來的重大問題。如果

說杜威關於科學的定義是“常識”性的，他便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科學調查

的方法透過新式教育迅速普及整個美國社會，使科學成為文明人的一種武

器。根據中國的情況；胡適只能希望有科學知識的人（人數很少的“好人”）

能對現有的權力中心施加影響。胡適與共產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一樣，感到

① 傑羅姆？B。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　179　頁。

② 同上書，第　177　頁。

③ 關於丁文江，見費俠莉的研究著作：《丁文江：科學與中國的新文化》。

自己只能相信進步的優秀分子。能對吳佩孚政府起作用的希望當然只能是短

暫的，胡適很快回到了他關於中國問題的文化觀點。

五四時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義的政治熱情（這是一種壓倒所有意識

形態差別的熱情），孫逸仙及其追隨者是能更好利用這種熱情的集團之一。

不管人們對孫逸仙作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優點會有什麼看法，事實是，在

１９１１　至　１９１９　年的整個慘淡時期裡，他始終沒有改變他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

央政府的政治目標，儘管他的方法不能奏效。“新文化”為中國文化的疾患

所困擾，而孫逸仙並沒有被這種困擾壓倒。相反，甚至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他和

“國粹”思想的接觸就使他確信，必須扶植對歷史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甚

至提出了應當珍視什麼的明確看法。

應受珍視的一種傳統道德價值是歷來強調“民生”，孫逸仙很久以前就

（像梁啟超那樣）把“民生”和對西方社會中尖銳階級對立的“社會主義的”

批判聯絡起來。和梁啟超一樣，他不斷強調，他所界定的那種階級對立在中

國傳統社會中相對來說要少一些。在　１９１１　年以後苦難日增的年代裡，他還熱

中於如何在中國建立有紀律的、團結一致的先鋒政黨的問題。總的來說，他

對西方式的立憲民主政體的信念逐漸減弱。因此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孫逸仙

和他的一些最親密的追隨者在十月革命以後，對列寧關於政黨組建的看法和

對待軍事力量的布林什維克提法表現出迫切而強烈的關注。孫的追隨者中的

一些年輕人——如胡漢民、戴季陶、朱執信等——事實證明的確很善於接受

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當作對西方所作所為的一種分析。①

① 他們的看法見《建設》雜誌，1920　年。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入

布林什維克革命學說是五四時期彙集的學說中新近增加的一種，否則五

四時期就只有較老的論題。在“凡爾賽出賣”之後，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

論的用語很快在許多集團當中流行開來，但是，把蘇維埃共產主義當作一種

完整的主義來接受卻是一個緩慢得多的過程，隨即改信這一主義的人很少就

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在論述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