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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主義和簡單的、教條主義的機械論－自然主義的形而上學結合起來。

①在這個領域裡，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於嚴復和梁啟超的傳統，儘管他的自然

主義不帶道－佛的色彩。再者，杜威在論述社會－政治問題時對“科學調查”

和教育的強調，他對“純政治”的反對，似乎增強了胡適以前就有的傾向，

即認為中國混亂的、“荒唐的”政治衝突與中國真正的進步毫不相干。

① 胡適堅定地支援這種形而上學似乎遮住了他的眼睛，因而未對杜威後來關於宗教和審美經驗的精深論述

作出任何反應。

杜威對科學知識和教育的強調，和整個新文化對改變精神生活的強調是

完全一致的。因此，當胡適　１９１７　年返回中國時，他必然要和新文化運動發生

緊密的聯絡。他對語言改革的濃厚興趣和新文化運動普及教育的目的完全一

致。他對新文學的興趣既反映了個人對文學的強烈愛好，也反映了一種確信，

即文學具有感染力，是傳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媒介。當我們回顧地評述他的

一生時，我們只能認為，他堅定地關注文學和學術，這反映了他個人的愛好，

無疑也反映了他真誠地相信“整理國故”是至關重要的文化任務。這並不是

說在那些年裡他沒有在著作中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於社會和政治問題，但是

他在極大的程度上無力影響政治事務的實際程序，因而他覺得把“科學知識”

運用於文化遺產的評論更切實可行。

當我們轉而研究陳獨秀時，我們發現，他最早提出“賽先生和德先生”

這一口號時，他對這兩個範疇的看法和胡適有微妙的不同。他的性情不像胡

適，熱情而急躁。他所受的西方影響主要來自法國，而不是來自英美，這一

事實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他對科學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種達爾文主義形而上

學的粗淺看法。科學是一種可以用來削弱傳統道德價值的基礎的腐蝕劑。進

化的力量在中國似乎一直完全陷入困境，這一事實使他不時極為沮喪，不過

和胡適一樣，他基本上能把他的“科學”決定論和對知識精英的能力的強烈

信任結合起來。和胡適不同的是，作為一項一項實驗的方法論的科學實證原

則並沒有滲透進陳獨秀意識的深處，因而他後來能夠把科學一詞從達爾文主

義轉用於馬克思主義，而沒有喪失其明確表達的任何意義。

胡適關於科學方法的概念似乎使他對全面變革的革命觀點的呼籲無動於

衷；而極力稱讚法國革命是現代民主起源的陳獨秀，儘管在　１９１９　年以前的那

個時期他持徹底反政治的“文化”觀點，但他可能本來就更容易受革命性變

革呼籲的影響。不過在他們兩個密切合作的期間（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年），他們關

於個人和關於民主的種種要素的看法仍有許多相似之處。

魯迅（周樹人）是一個氣質很不相同的人，後來成為現代中國最著名的

文學巨人。在他主要是作為文學家的一生中，他似乎對“黑暗勢力”特別敏

感。在他的青年時代，他很容易地改信了進化論的信條，然而甚至在　１９１１

以前他就模糊地開始發生懷疑。他的個人家庭經歷、他對中國民眾的墮落和

“奴性”的深刻了解，甚至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似乎就已降低了他對進化力量能在

中國起作用的信心。他接觸了尼采的著作，但這並沒有使他轉向真正的尼采

哲學，而是給他提供了奔放不羈的、英勇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生動形象，也

就是反對多數人的“奴性”的形象。他一度沉溺於尼采－拜倫式的詩人英雄的

幼稚夢想，這樣的英雄能夠從精神的昏睡狀態中喚醒人類。也可能正是尼采

和拜倫，使他很早就在一定程度上對西歐和美國的平凡的、“資產階級的”

文化缺乏同感。儘管受到嚴復的影響，魯迅對於許多西方文學作品的超然的

“現實主義”及其對人類道德生活的過分複雜的看法，對於西方專家治國的

思想傾向，也仍然很冷淡。

辛亥革命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