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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在中國可以說是傳

統的社會區分，並相信進步取決於前者克服後者。還是和嚴復一樣，梁從他

最初接觸啟蒙運動的“天賦權利”概念起，大概就對它有懷疑。人民可以通

過某種理論上合法的天賦權利而握有主權，是一種與他自己的信念相矛盾的

觀念，他自己的信念是政治烏托邦將透過人類自我實現的歷史程序而達到。

由於這些假定，梁的“新民”民粹主義政治信仰的基礎，不斷被他當作

中國社會道德仍舊落後的證據所削弱。實際上這些弊端，更多地與　１９０３　年以

後出現的革命急進派的活動有關，而不是與傳統的民眾的活動有關，因為新

的政治潮流似乎導致了一種無政府的社會秩序崩潰的“落後”現象。

① 李伯元：《文明小史》，道格拉斯？蘭開希爾譯，《譯文：中英翻譯雜誌》，2，（1974　年春），第　128

頁。

① 對於梁啟超的政治生涯，見黃宗智：《梁啟超和中國近代的自由主義》。

在使他的信仰體系適應漸進主義的新需要方面，梁乾脆使進化宇宙論適

應於非烏托邦的解釋。代替迅速的前進，這種解釋強調有條不紊的逆轉。代

替強調唯意志論——進化鬥爭的成就是人類心理力量運用的直接結果——它

強調所有歷史決定因素阻止人類改變自身和社會。代替堅持道德成功的希

望，它為道德衰退的無法擺脫的憂懼所困擾。這種非烏托邦的進化宇宙觀的

看法，在假定方面並不需要一個根本的變化，只需要對“時代”本身的更悲

觀的評價，因為進化論使事件本身成為解釋的唯一來源。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進化宇宙論曾經說明一場偉大政治改革運動期

間中國的歷史情況，但它作為變化的自發源泉終於對“政治”急劇減少了作

用。在這一時代達到最高潮的事件——辛亥革命——中，中國知識分子有一

個很起作用的教訓，自覺的政治家集團無力實現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這個

教訓有助於非烏托邦進化論得到廣泛傳播。作為受重視的立憲運動在上海的

喉舌，《東方雜誌》在　１９１４　年指明斯賓塞社會學的一個原理是，生物機體與

社會組織“必漸有以適應四周之境遇，而因以保持其生存傳種之目的”。①

他們的結論是，應當承認中國的民族心理不適應現代的政治形式。對嚴復來

說，新的民主的教訓是，國民之文明水準不可企求。②梁啟超承認革命作為一

個事件是不可逆轉的，但得出一個保守的歷史主義的教訓：（君主）政治威

信一旦遭到蔑視，就不能恢復其神秘性。③

如果在　１９１１　年以後，宿命論地對中國歷史情況的強調意味著忍從落後狀

態，那麼對人的因素的強調則意味著接受了對失敗的道德責任。進化宇宙論

曾使關於宇宙力量的宿命論與一種互補的對有助於變化程序的浮士德式的人

類精神的強調得到平衡。其結果是，共和國的失敗不僅意味著命運，也意味

著道德上的過錯，在這種席捲全國的幻滅情緒下，知識分子直率而嚴厲地批

評新共和國的官員們，但他們全部注意力的焦點不僅集中於領導人員的腐

敗，而且也集中於他們認為它已證明的民族文化的落後。正當這種憤怒傾瀉

而出時，自我譴責的有害風氣也隨之滲入。１９１２　年以後，對中國“國性”和

“民族心理”的批評性評價已成為常見的文章主題。由於這要假定人民作為

一個整體是社會有機體中的活躍的動因，他們繼續堅持改良思想的唯意志論

傳統，不過是在不可避免地累及改良主義者本身的情況下。

梁啟超的歷史編纂學的原則並未改變，但他從歷史汲取的教訓卻改變

了。當他在　１９１６　年回顧共和國的最初　５　年時，他仍把他自己的時代看成轉變

時代，其動力一直是外部的西方的刺激，致使舊學說失去它們的可信性。他

認為問題在於，中國的“反動勢力”已在一次革命和復辟主義者的對抗性反

應的猛烈陣痛中，消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