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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己。他仍然認為在發展的長期曲折過程中，人

的精神活力推動歷史，但他認為目前在中國，這些活力因適應新奇事物而被

損耗了。並且擔心在最近的將來不會有更多可資利用的雷霆閃電。這種精神

的衰竭被看作我們與“世界文明之軌不相順應”這一事實的原因，也被看作

其結果。①

由於這樣一個結論，進化宇宙論在改良主義者當中已經到了這條道路的

① 錢智修：《說體合》，《東方雜誌》，10。7（1914　年　1　月）。

② 引自許華茨：《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第　218—219　頁。

③ 梁啟超：《復古思潮評議》，《大中華》1。7（1915　年　1　月　20　日）。

① 梁啟超：《五年來之教訓》，《大中華》，2。10（1916　年　10　月　20　日）。

盡頭。有關西方改良的發現——對自然科學和歷史發展觀唸的發現——最初

曾激勵了幾乎可以稱之為有機的形而上學理論的復活。進化逐漸被設想為一

種自然發生的宇宙過程，它的動力和方向由它內在的“辯證”的種種力量支

配。於是，由於它的道德目的這種目的論是以等同於現代化的社會烏托邦形

式來設想的，改革者們就有必要透過他們自己的歷史本身的成就來評價這種

制度。由於宇宙力量是以使傳統聖人的作用相形見絀的方式來想象的，改革

者們試圖把聖人改造為浮士德似的英雄，或者試圖使人的心理活力成為人民

共同的“精神”。每一個步驟都引起事實上的現世化，因為以形而上學為基

礎的、假定為變化“動力”本質的道德目的，要由人民和事件本身予以檢驗。

當道德目的論不再被確認為在世界上起作用時，進化宇宙論便成為純自然主

義的信仰體系，就儒家觀念來說，它以使男人和婦女自身失去人性為代價，

維護社會和宇宙秩序的一體化。這除了導致五四運動時曾觸及所有在世的改

革領袖的信仰危機外，必然出現了一種不同的理解歷史程序和精神價值關係

的概念體系。

國粹和儒家思想的未來：新傳統主義的出現

在改革時代初期的思想中，進化宇宙論先是接受變化的種種可能性，而

後是日益為順應其必然性而辯護。不過，一個思想家無論強調包含於宇宙運

動中的道德目的，還是作為一種替換的辦法，主要考慮自然和社會的歷史進

程，兩種強調的極端都不含有否定與另一極端的聯絡的意思。由於　１９　世紀

９０　年代以來早已預料到的中國傳統政治秩序的崩潰，在　１９１１　年變成了革命

政治運動這一事實，這些機體論者的臆說變得越來越使它們的擁護者煩惱。

無論君主制因其政治上的失敗遭受到多麼嚴厲的批評，它也曾是一種神聖的

制度，象徵著中國價值體系和社會政治制度的互相依存的關係。這個中央集

權主義制度的瓦解，及其在無領導、無原則、無效率的共和國的更加明顯的

後果，是深深令人沮喪的。

由於儒家神聖的禮法和這種社會－政治制度之間的聯絡因此而被視為削

弱了，許多知識分子從一種基於進化宇宙論臆說的哲學立場轉向一種更類似

於進化自然主義的立場。前者是諸說綜合的：它接受科學，但也以為儒家－

道家作為自然界基礎的作用，就形而上學來說，比科學所起的作用重要，是

根本的。後者是西化的：它贊成當代物理學的宇宙模式。前者認為意識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