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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改良主義者希望朝廷上保守的“清議派”的好戰的“驅

逐蠻夷”政策信譽掃地，它應對近期的軍事失敗負責。不過，除此而外也無

法迴避文化上的親西方主義和外交事務上的遷就——認為是中國人而不是外

國人對危機要負主要責任——之間的邏輯聯絡。改良民族主義者的宣傳反覆

談論要從像波斯或土耳其這樣已經垮臺的帝國的歷史，和從像波蘭人、愛爾

蘭人或美洲印第安人這樣“失去家園”的民族的歷史中吸取客觀教訓——所

有這些社會機體都被看作在進化的鬥爭中已經失敗了。潛在的啟示是中國的

問題在於內部。

１８９５　年，嚴復坦率地說，西方人最初來中國並沒有損害人的意圖。譚嗣

同提出了一種微妙的關於帝國主義毒害的理論，指出西方強大而公正的國家

急於醫治一個病中的中國，採取了欺騙和脅迫的方法，這些方法有變成他們

習慣的行為方式的危險——先在國外，但接著也在國內。可是，甚至這種有

眼光的關於強者墮落的說明也是與對弱者的批評一道提出的，弱者作為方便

的目標，在被指控犯罪的時候也不得不承認他們自己的牽連。如果嚴復看作

強有力民族的標誌的“力、德、智”的結合，被認為是以內部變動為條件的

一種綜合，那麼對大多數改良主義者來說，所有部分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不言

自明的。儒家思想曾教導說，道德和力量來自同一個源泉。西方的實力可能

與西方民族達到的文化水平有聯絡。中國的改良主義者因他們軟弱無力而責

備自己，一方面在內在的發展勢頭中，另一方面在他們自己心理上自我更新

的努力中尋找補救的辦法。

而且，在　１８９８　年“爭奪租借地”和　１９００　年義和團災難過去之後，慈禧

太后終於在　１９０１　年責成朝廷進行改革，使內部發展的前景終於呈現出希望。

儘管來自西方列強的危險繼續存在，但國家卻顯露出要沿著明治時期開闢的

路線對它自身的現代化開始認真追求。雖然廣大讀者總是或多或少地對滿族

朝廷所指導的變革速度感到不耐煩，但對現代文明日益增長的熱情，透過新

的大眾出版物表現了出來。一種被廣泛閱讀的、１９０３　年連載的小說肯定了這

種“現代”精神：

諸公試想……你看這幾年新政、新學早已鬧得沸反盈天……這個風潮不同那太陽要

出，大雨要下的風潮一樣嗎？所以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敗，是廢是興，是公是私，

是真是假，將來總要算是文明世界的一個功臣……‘腐朽神奇隨變化’，聊將此語祝前途。

①

所以，梁啟超、康有為及其許多追隨者連續不斷的政治上的貶黜和流亡，

並沒有阻止住他們所倡導的思想獲得有影響的贊助者。到　１９０３　年或　１９０４　年，

進化論作為一種“現代化的溫和信仰”已迅速變成精英文化的主流。

改良主義者的進化樂觀主義的消逝

不過，正當改良輿論變得堅定的時候，它開始遭受到一種新的攻擊。１９０５

年以後，改良漸進主義受到了革命的同盟會的攻擊。改良主義者們對西方和

對朝廷的讓步，這時受到了新的反帝國主義的和反滿的戰鬥精神的挑戰。在

文化方面，改良的親西方主義不得不面臨排外主義的對抗性的反應，“國粹”

運動大約從　１９０４　年起已顯然可見。最後，改良烏托邦主義經受不起對失敗的

必然畏懼——因為表明中國落後的確定證據和最初所希望的相比，是一個更

難消除的負擔。

在　１９０３　至　１９１１　年之間拋棄“革命”而擁護“改良”的梁啟超的態度，

如果從這一點來看，其基礎表現出一種一致性。①和嚴復一樣，梁總是把中國

政治的漸進發展與現代文化啟蒙在人民中間的傳播聯絡在一起。由於這個原

因，他的“新民”民粹主義理想不那麼像它看起來那樣是有機的整體。它體

現了使文明人與野蠻人、有教養的人與愚昧的人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