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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遭荒亂，率乏糧谷”

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剛做兗州牧時，治中從事毛玠就提出了兩條重要建議，一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二是要修耕植以蓄軍資。對這兩條建議，曹操當時就極表讚賞，並積極創造條件施行。經過努力，曹操首先做到了第一條，將獻帝迎到了許都。接著，曹操開始做第二條。

修耕植以蓄軍資，其中心任務就是要透過發展農業生產，增加糧食收成，解決十分緊迫的軍糧問題。民以食為天，軍隊自然也不可能例外。軍隊缺乏糧食，不僅要削弱戰鬥力，連自身的生存都將成為問題。因此，解決好軍糧問題，就可以不斷增強自身的戰鬥力，在群雄角逐中站穩腳跟，進而消滅對手，實現統一大業。

早在黃巾起義前，東漢的社會經濟就已面臨崩潰的危險，延熹六年（163）陳蕃在給桓帝的上疏中，就指出當時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三空之厄”。董卓之亂後，社會經濟更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中原地區所遭受的破壞尤為嚴重，原來經濟繁榮的河南和關中地區變得永珍凋零，殘破不堪。在這場劫難中，首當其衝的自然是農業，而農業是當時社會經濟的支柱，農業遭受嚴重破壞，工商業也就隨之凋敝下來。農業遭受嚴重破壞的標誌，是農業勞動力銳減，大量土地荒蕪，無人耕種。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是：

戰爭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死亡。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東漢政府大肆屠殺人民。董卓亂起後，董卓及繼之而起的關東州牧郡守也肆無忌憚地屠殺人民。董卓佔據洛陽後，放縱軍隊四出掠殺，其部下在陽城將正在祭祀土神的無辜百姓包圍起來殘酷殺害，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董卓西遷時，將洛陽城周圍百里以內的房屋全部燒光，強迫數百萬人民西遷長安，途中又有大量人民死亡。董卓部將李傕、郭汜、張濟率領步騎數萬在###擊敗河南尹朱儁後，席捲陳留、潁川諸縣，殺掠男女，所經之處人物兩空。董卓死後，李傕、郭汜、樊稠等人在長安城內外互相爭戰，死者積屍相枕。獻帝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此後二三年間，關中不少地方斷了人跡。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在滎陽及河內一帶聚兵數十萬，互不買帳，紀律鬆散，有將近一半的人民被殺。軍閥大的佔據郡國，其次的佔據縣城，最小的佔據鄉村，不斷攻伐，你吞我滅，經年累月，又有不少百姓遭殃。曹操東征陶謙，陶謙士兵死亡數萬，還有數萬平民被無辜殺害，一些地方被弄到雞犬不留的地步。

戰爭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流亡。當戰禍降臨頭上時，人民必然要盡力逃避，因而發生了人口的大量流移。黃巾起義爆發後，青州、徐州一帶有百多萬人逃到幽州避難。李傕、郭汜亂起，關中一帶有十多萬戶流入荊州，有數萬戶流入益州，還有不少流入徐州。河南一帶也有不少人遷流到蜀、荊、江淮一帶，還有遠避至遼東、交州的。不僅普通民眾被迫離鄉背井，不少地主也因在戰亂中不能自保，不得不丟下土地四散流亡。此後，在整個建安年間，這種人口的流徙一直沒有停止過，只不過隨著三分局面的逐步形成，規模有所縮小罷了。

與戰爭結伴而行的瘟疫，也是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流徙的重要原因。從安帝元初六年（119）以來，瘟疫不斷，董卓亂後，更加流行，甚至出現了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聲，或一家盡皆喪命，或一族全部死亡的慘景。大醫學家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就曾說，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後來在不到十年間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患傷寒病死去的佔到十分之七。瘟疫無情的侵襲，又給人民增添了無窮的災難。

大量的死亡和流徙，使得中原地區戶口銳減。越是原來最富庶、最繁華的地方，大抵就是後來戰爭進行得最為激烈的地方，因而也就是戶口減耗最為突出的地方。東都洛陽，西都長安，原來人煙稠密，後來都被戰爭破壞得荒涼不堪，甚至到了路斷行人的地步。潁川郡的鄢陵，原有民戶五、六萬家，後來只剩下數百家；青州原有萬戶的城邑，後來在冊戶數不滿數百；汲郡原有民戶十萬、人口63萬，後來只剩下民戶三萬。冀州原有人口近五百萬，等到曹操打敗袁紹、佔據冀州時，只剩下30多萬，但還被曹操認為是一個大州。人口銳減到如此程度，還稱做大州，其他各州的情況也就可想而知。當時中原戶口，據估計只剩下原來的十分之一。到曹操統一北方、曹丕稱帝、曹魏已經佔有十二州土地之後，陳群還在上疏中說，當時全國人口不過相當於漢文帝、漢景帝時一個大郡的人口。杜恕也在上疏中說：“今大魏佔有十州之地，但因喪亂造成破壞，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曹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