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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筆名，使用反語，曲曲折折，吞吞吐吐。說到底，他要在已經被大量侵吞，而且將繼續被侵吞的話語空間中，護衛自己的獨立性；在夾縫中左衝右突，亦惟在伸張內心的自由而已。他是弱勢者，獨戰者，是後五四時期的堂·吉訶德。

關於啟蒙，五四以後不斷遭到來自知識分子的攻詆。他們認為，知識分子實在只配關心知識專業問題；什麼啟蒙，都是狂妄的表現，一種自我擴張的行為，甚至是反角色的。於是，他們叫嚷回到知識分子自身。但是，魯迅不然，他站在廣大的啞默中間，卻無時不感到權力的壓迫，無時不覺得有一股黑暗之流貫穿自身，從而產生本能的反彈和對抗。他無法與一個專制社會安然相守，因為訴諸痛覺的現實的東西是那般巨大、深刻和尖銳。在壓力面前，當被壓迫者不能已於言時，其話語形態一定是不平的，陰鬱的，反撥的，擊刺的，動盪的，粗獷的。他就是這樣。世上有所謂恬靜的、精緻的、曠達的、雋逸的、典雅的話語，在他看來顯然是一種變態，一種卑怯的風格。

當革命或者救亡成為一種主體話語的時候，啟蒙是否成為必要？如何啟蒙？啟蒙是否有可能深入目標明確的群眾性運動，併產生永續性影響？至少，從魯迅的身上可以看到，無論環境如何遷流，他仍然堅持作為一個啟蒙戰士的立場。對於一些革命論者提出的關於他的思想“突變”之說，他是不以為然的，甚至是反感的。1935年，日本侵略軍攻佔我國東北，民族存亡迫在眉睫，這時，左聯領導人周揚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以使文學有一個“統一”的主題。在這個口號已經在文藝界產生很大影響的情況下，魯迅卻支援胡風提出另一個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長期以來，文學界一直把“兩個口號”之爭看成是宗派主義之爭，或者無謂的糾纏，其實不然。由於“國防”這個概念容易產生障蔽，“國防”也可以成為政府的一個代名詞，“一切透過國防”，透過國防的最高機構，最高統帥，這是魯迅所不願意認同的。救亡是大眾的，這是他的思想。*往往掩蓋階級壓迫問題。戰爭需要一種集中強化的群體形式，這是專制政治的最好保證；正如齊美爾指出的，外部衝突將使群體的內聚力和中央集權得到加強。因此，民族主義的宣揚永遠是有利於統治者的，尤其在戰爭時期。“與其做外國人的奴隸，倒不如做本國人的奴隸好”，這就是當時流行的民族主義論調的核心。問題是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奴隸的命運，而不問主人是誰。因此，魯迅強調“大眾”在民族戰爭中的主體地位，其實質仍然是一個*性問題。*思想，是五四的遺產。在國民黨透過殺戮奪取國家政權之後，魯迅傾向於同情共產黨，這是人道主義的一種自然的延伸。但是，上海文化界的共產黨人拒絕了他。革命是什麼呢？他繼續著從留日時期以來關於這個問題的痛苦的思考。革命有可能從反對一種霸權過渡到形成另一種霸權。在與這些共產黨人的論爭中，魯迅明確地表示他對他們的不信任態度，強調說：“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他把革命同人的生存權，自由權，也即*聯絡起來，注重的是政治中的人性。後來他加入左聯，本意是支援進步的文學青年，樂於被青年—青年是五四的標誌—所利用；結果悖論般地遭到來自左聯的領導核心，黨組書記周揚及所謂“四條漢子”的打擊。這時，“奴隸”，在魯迅的文字中再度成為一個被反覆使用的中心性字眼。從本來意義上說，革命就是奴隸解放運動。奴隸的背面是人，解放奴隸就是“立人”。無論何種革命，它所以成為必要就在於確立人作為獨立的價值主體和利益主體。魯迅正是帶著“立人”的不改的初衷，加入五四文化啟蒙運動中去的。他說過，他有過受騙的經驗：在民元革命以前，他是奴隸，革命以後變成奴隸的奴隸了。不料輾轉而至無產階級“革命營壘內部”，居然還會如此！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8）

正如陳獨秀組黨以實現社會革命，終於進入一個控制之網一樣，胡適也因憲政主義計劃而將自由主義倒押在政權的保護之下，終於喪失自由。兩人一生的活動都同權力—組織密切相關。惟魯迅從來不曾加入黨派組織，對政治權力也是取對立態度的。他固然“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但也深惡那些“手執皮鞭”的“革命的大人物”，而終至於奪他們的鞭子。然而，就處境而言，他是一直沒有自由的。

“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活躍在五四運動前沿的其他人物如何呢？1930年，魯迅重返北京，感慨萬端：“舊朋友是變化多端，幾乎不剩一個了。”而“昔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