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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主義者了。”格里德本來強調的是環境的關係，結果回到了立場的問題。中國的自由主義，首先關心的並不是人的境遇和自由選擇，而是關心中國應當如何使國家—其實就是政府—對它與個人的合法（契約）關係實行控制和干預；正是為此，確認憲政的價值，透過修憲而把個人和政府聯結起來。在此之前，它對政府本身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是不予考慮的。在*—人的拯救—與*—國家的拯救發生矛盾時，寧可捨棄*而維護*。憲政的存在，對於自由主義—好政府主義者來說，其實是一個間接控制權力的裝置，藉以維持一如古代諫臣所謀求的那樣一種君臣間的恰當關係，而不是作為君臣—君民關係的消解，確保各個臣民作為現代個人的存在的權利。別爾嘉耶夫在闡釋俄羅斯思想時，感慨總結道：“自由主義在俄羅斯始終是薄弱的，我們從來沒有獲得過道德上有威望和鼓舞人心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注意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六十（1860）年代的自由主義改革家們當然是有意義的，然而，他們的自由主義，僅僅是實踐性的、事務性的，常常打著官腔。它們並不具有俄羅斯知識分子永遠需求的思想體系。”中國的情況，大抵也如此。

魯迅是特異者。在新文化運動中，他始終是一個孤獨的戰士。雖然，他也曾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為聲援運動的先驅者而做過“遵命文學”，但從來沒有個人的圈子。他很少從事組織活動，很少做宣言似的文字，但也論戰，論戰時經常使用匕首般的短文，隨感而發，很有點像古代的獨行俠—就像他關於復仇的小說中的“黑色人”—的作風。然而，更多時候採用獨語的方式，記敘著他的記憶和夢境。他是聽從一個其實很空洞虛無的歷史的指示—他筆下的過客聽到的那個“前面的聲音”—其實是內心的指示寫作的。即使是這樣一個慣於擔負黑暗的重擔的人，在他曾經寄予希望的運動一旦煙消雲散之後，也不能不深感彷徨：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離開，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新的戰友在哪裡呢？……“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這種境遇，確乎損傷了他的內心，卻使靈魂更加粗礪。集體潰散後的空缺，固然使個體變得孤獨，但也可以因此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他是撒旦的化身，不憚神的打擊。且看他稍後記錄的另一幅情景：仍然站在沙漠上，但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身上的凝血，猶自喜歡這傷創的斑斕……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7）

五四退潮之後，魯迅以自己的方式，堅持自由、*、科學的思想觀念，從不考慮政黨或者政府的立場，因為這是與五四無緣的。尤其是“憲政”之類的玩藝，由於它完全以現存的專制秩序為基礎，所以什麼“立法”，都是旨在膨大和加強國家權力，限制和剝奪個體的一種政治建設，而非壯大民間社會的文化建設。他要破壞這偶像，破壞與官方利益相關的一切。在他那裡，始終清楚地存在著一個身份問題，界限問題；從來不曾偏離作為一個民間知識者的邊緣的立場，不致墮落到知識界自行設定的多元—寬容之網而放棄鬥爭，相反執著於戰鬥的一元態度。沒有一元也就沒有了多元。他所要的是“在場”，而不是自我逃逸—所謂“缺席的權利”。

對於魯迅，權力和權力者是一生攻擊的主要目標。他抗議他們*裸的屠殺罪行，揭露*、專制、賣國，種種的欺騙性政策，嘲笑當局者的無知。他攻擊傳統文化，也主要是歷代統治者所著意保留的部分，各種神聖的經典，萬世一系的訓諭，最惡辣的手段和最巧妙的戲法。譬如反孔，他反對的就是“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而不僅僅是殭屍。他批判國民性，也都是為統治者所滲透所改造的改變中的性質。其實仍然是“治績”。包括自我批判，他追蹤“毒氣”和“鬼氣”至自己體內，因此必須割除與統治者有任何沾纏的東西，哪怕切膚之痛。這是一種徹底，一種五四式的“潔癖”。他堅持自由思想、自由寫作的權利，而與權力者相周旋，原因就在於，權力者始終是自由、*和科學的死敵。他抨擊大批的知識界同行，尤其學者，甚至不惜在自己的周圍樹立“私敵”，都因為他們不同程度地為權力者及其意識形態所同化，從根本上背棄了五四的立場。在表達中間，他不避“褊狹”、“刻毒”的惡名，直擊猛人、闊人、流氓，形形色色的小丑，搗毀“文明”的面具；然而，也不斷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