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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已暴露無遺。他的觀點，得到哥倫比亞哲學博士陳之邁的贊同。陳之邁承認，在“當前形勢”下，一個集權政府更加合適，更富有效能。丁文江則倡導一種“新式的*”；所謂新式，無非增加一點專家型人材的條件。他承認，“目前的中國這種*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它於最短期內變為可能。放棄*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以打倒*作為政治代價，完全是對五四的顛覆。清華大學歷史學家蔣廷黻提供的是一種獨特的、以現代歐洲早期國家為模型的中央集權*政體，途徑是“辦實事”。他明確表示，“誰辦了實事，我們就支援、崇拜誰”。甚至公開表示不滿意現實政治中的數十人的專制，主張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小專制”。地質學博士翁文灝呼籲科學家與政府攜手，為政府能履行其責任提供幫助。早在1926年，傅斯年便說，希望中國出現一位有能力的“*者”，“他將把秩序與文明強加給我們”。遲至1936年，羅家倫選定希特勒著《我之奮鬥》為商務印書館的“星期標準書”，並作序雲：“希特拉之崛起於德國，在近代史上為一大奇蹟。”他們兩人同為《新潮》人物，五四學生運動的悍將；當時著名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即出自羅家倫之手。

曾幾何時，風雲色變。所有被後來的學者稱作“自由知識分子”的，幾乎都跑到擁護*的合唱團裡去了。剩下胡適在唱獨腳戲，後來多出一個配角，就是新月的老夥伴羅隆基。胡適認為，首先得有一個“共同的政治信仰”，就是以“政治”而非“暴力”的手段解決國內問題。“滿清的顛覆，當然不是武力之功，當然是一種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凱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種新‘意態’的力量。”他說：“這一類的新意態不是武力能夠永久壓服的。在今日這些新意態已成不可無視的力量的時代，*絕不是統一政權的方法。”所謂“新意態”，其實就是“五四”的推動力，胡適得以重溫文化運動的舊夢了。羅隆基發表的文章題為《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宣告站在“國家論”的立場上，從根本上反對*制度：“*制度是和平、安寧、秩序、公道的破壞者”；“無論在開明或黑暗的*制度下，它最大仇人是思想自由。*制第一步工作，即在用一個模型，重新鑄造國人的頭腦，這就是思想統一運動”。*制的結果，是使“國民成為絕無思想的機械”，所以，他主張從“黨高於國”“黨權高於國權”那裡收回“國民的政權”。總之，“我們是絕對的反對*制度。我們反對永久的*制度，我們亦反對暫時的*制度。我們反對任何黨所主張的*制度。我們反對任何人所解釋的*制度”。

價值領域中的諸神鬥爭（4）

“*”，正是羅隆基在本文首創的一個語詞。後來，儲安平以此而名驚海內，只是借用而已。關於政黨，著名社會學家韋伯在其名著《經濟與社會》中做過深入的分析，否認用以表明競爭性的自發政治活動的“政黨”與用來形容鐵板一塊的統一的“政黨”有任何相同之處。李普塞特在《一致與衝突》中這樣描述這種黨政合一的極權主義政體：“鐵板一塊的政體不鼓勵公民對體制和在職官員作出區分。公民們易於把政體與個別領導人的政策相提並論，一些掌權者自然而然地利用對國家的忠誠來為自己獲取支援。在這種社會里，任何對政治領導人或對主要政黨的抨擊都很容易被當成攻擊政治制度本身的炸彈。有關具體政策或具體義務的爭論，很快便會提出制度存亡的根本性問題。”*，也即黨政合一的政體形式，把君主制和共和制在時間上的接續，放在同一空間中疊合，以“現代性”掩蔽其傳統的性質。美國學者柯偉林在回顧中國1930年代這場論爭時，以極簡明的線條勾畫了總體的輪廓：這些知識分子言論反映了一種思想氛圍，在這種氛圍裡提出的中心問題，已非“是否實行*”，而是“實行什麼樣的*”了。

有意思的是，*派和*派雙方，原來信奉的都是“好政府主義”。論爭是溫和的，是在保證現存的政治框架的前提下進行的；胡適持解釋的態度，而丁文江們也不見得奉旨行事，畢竟是“賈府”內部的問題。在知識分子群體中，沒有抗議的聲音。大約也正是為此，柯偉林說胡適的反駁是無力的，“極其脆弱”的。雖然法西斯主義運動並未因此發展起來，沒有建立起一個相應的意識形態體系，但是*的*性質依然存在；而蔣介石個人，也始終不曾放棄他的“領導原則”，直至接受總裁的頭銜。

至於知識界，擁護*的囂聲剛剛沉落，至1940年代初，又在一個叫作《戰國策》的雜誌那裡散播出來。有教授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