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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時期內未及消失。思想文化界的各種論爭，依照知識者的特質和慣性，在專制政權的有限度的容忍之下繼續進行。

可是，比起五四時期，後來的論爭好像已不復具有那種主題的純粹性和個人的獨立性，而是帶上濃郁的政治色彩，與當時的*產生相當密切的聯絡。論戰的雙方因為存在黨派的背景，而分別代表了各自的政治利益。有一個很清楚的傾向是：代表五四的科學*思想的力量，在論爭中受到壓制和削弱，也就是說，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勢力逐漸增強。

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關於人生哲學的講話，引起丁文江等一批知識者和科學家的激烈的批評反應，由此展開了長達一年多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論戰結束後，出版了《科學與人生觀》論文集，胡適為之作序，此事被稱作中國與西方文化接觸三十年以來的第一次學術大論戰。張君勱接受梁啟超和梁漱溟的影響，認為孔孟以迄宋明的理學側重內心修養，成就了中國的精神文明，他給予其高度評價。同時又認為，科學解決人生觀是無能為力的，它沒有精神價值，只能導致人生的機械化。不能說張君勱的命題沒有一定的啟發性，如注重生命本體，注重精神，以及科學的有限性等；但是，由於他使用梁啟超的“中國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二分法，而又堅持精神優於物質，因此其實質是否定科學化—現代化的必要性。在論戰中，有的科學家支援“科學的人生觀”，而不同意“人生觀的科學”的提法，這與胡適等人對科學的態度是不同的。文化運動的領袖對科學持一種人文主義的理解，一種哲學的理解；但是，由於“科學”的概念涵蓋面大，這種力倡科學的態度往往被概括為“科學主義”或“唯科學主義”。其實，這種態度的著眼點並不在科學本身，而是利用科學，對全社會進行包括民眾文化心理、思維方式的改造。

這場論爭表面上看起來，好像科學派大獲全勝，實際上並非如此。正如美國學者費俠莉所觀察到的，首先從中國的知識舞臺上隱退的是科學派，他們的進化自然論在1920年代末敗給了*主義。人生觀派是暫時的退守，等到1930年代後期興起了“中國文化本位”與“全盤西化”之爭時，他們就又從傳統文化的掩體中跑出來了。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發生了一次更大規模的學術性論戰，就是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論戰最早由陶希聖發表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引起，但是緊接著，就在國共之間，*與“託派”，左派與右派，以及不屬任何派別的人物之間廣泛展開。論戰的焦點是：中國社會究竟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封建主義社會？哪一個佔優勢？其性質及發展情勢如何？中國歷史階段如何劃分？關於中國國情，可以提供哪些具體的歷史實證材料？等等。由於論爭趨於政治化，結果徒有其表，學術成就不大。即使論爭的各方在名目上自稱從中國的現狀和歷史出發，實際上沒有回到現實和歷史那裡去。論戰從總體上體現為教條式、學院式，有的簡直討論偽問題。如果要說實績，當是*主義對眾多學科的全面進入；但是這種進入，排除了發掘其他思想資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從而在價值觀和方法論方面導向單一化。　txt小說上傳分享

價值領域中的諸神鬥爭（3）

1930年代以後，蔣介石的個人勢力不斷增長。1932年秋，蔣介石在廬山軍事領導人會議上號召恢復革命時代的戰鬥熱情，得到眾多追隨者的熱烈響應。他們提出中國有必要像德國等國家那樣，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加強政治控制。同年，希特勒在取締和解散其他政黨之後，隨即頒佈《禁止組織新政黨法》，在德國確立一黨制；同年還頒佈了《黨和國家統一法》，進一步確立納粹黨的絕對地位。納粹提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領袖”的口號，使德國很快演變成一個“領袖國家”。在國民黨中國，除了兩廣的一個集團尚未與中央保持一致之外，其他各大政治派系對納粹主義的反應良好。

其實，有關*問題，在知識界也以非常明確的方式提了出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同樣有一種極化現象，或者趨於集權，或者趨於*。對他們來說，國家民族至上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二十世紀初年，便曾經一度流行“開明專制”的觀點；五四的衝擊，也未能使之稍減，哪怕是長期留學歐美的學生。如讀過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專家錢端升，即大肆鼓吹仿效歐洲的極權主義，1934年公開表態擁護極權政府，一種“有能力，有理想的*”，說：納粹主義的勝利，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和共產主義在蘇聯的勝利，都給*以致命的打擊，*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