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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了一半準備來聽他們講道的歐洲……他們所進行的戰爭是一場在他們參戰之前已取得了一半勝利的戰爭’。就二三十年代自由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這個精妙的判斷卻是不適用的。……當他們在五四時代精神的鼓舞下勇猛向前的時候，他們所尋求的勝利很近了，然而，當他們退卻的時候，勝利卻又隨之遠去。一個世代以後，死亡，革命，把他們的隊伍縮小了。”盧梭等人的思想引發了法國大革命，倒過來，法國大革命擴大了這些啟蒙思想家的影響。五四不同，它的追求一直沒有結果，而革命的發生，尤其是統一的“*”的建立，則基本上消滅了植根於知識分子之中的自由、*、*的五四意識形態。魯迅總結道：“北京學界，前此固亦有其光榮，這就是五四運動的策動。現在雖然還有歷史上的光輝，但當時的戰士，卻‘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穩’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場惡鬥，幾乎令人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感。”＇3＇

經歷過種種風波，可以理解一位啟蒙老戰士的內心的愴痛。

價值領域中的諸神鬥爭（1）

在1920年代，列寧主義和蘇共制度對中國國共兩黨均起著支配的作用。1927年，蔣介石背棄“國共合作”，以大規模的屠殺清除異己，糅合蘇聯的黨治經驗和傳統的帝王霸術，推行“*”，“以黨治國”。黨的領袖統領軍隊，支配全黨乃至全國；黨和政府密不可分，從中央到各級黨部，凌駕於政府之上，透過政權把它的組織和影響力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過去曾經發動和組織群眾團體支援國民革命，而現在對於*示威、學生運動和群眾*等等，則必須有效地加以控制和禁止了。蔣介石公開宣稱：“以後各社會團體一定要養成黨化、軍隊化的習慣”，“謀中國人思想統一”。他提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口號，揚言“再不許有第二個思想，來擾亂中國”。還強調說，必要時“就得於人民*、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在法律範圍內加以限制”。南京政權首創中國新聞審查制度，1930年代對書刊審查愈加嚴厲；此外，透過行政手段，使黨的意識形態社會化，以抵禦其他思想及意識形態對權力中心的威脅。

作為政治家，“國父”孫中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現代意義便缺乏認識，只是就如何利用知識分子和群眾力量方面作權宜的考慮。五四事件後，他曾寫信給北大校長蔣夢麟，要他“率領二千子弟，助我革命”，也即要求他們脫離獨立的文化批判立場，轉化為黨性立場。新文化運動中的全面反傳統的態度，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跟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說，他的革命思想的基礎，是由孔子集大成的中國“道統”。他認為，中國人的自由已經很充分了，構成了對國家和民族的禍害。歐洲是因為沒有自由而革命，中國則相反，是自由太多，所以要革命。他認為中國所有的是堅固的家族和宗教團體，而沒有民族團體，缺乏國家觀念，所以強調國家的自由，整體的自由，而主張限制和犧牲個人的自由，甚至說：“中國人用不著自由！”他對盧梭的天賦*論，以及法國大革命持基本否定態度，認為法國大革命是為個人爭取自由的，與他的旨在爭取民族自由的自由思想並不一致。以這樣一種政治哲學作為基礎的“三*義”，與五四精神是相去很遠的。自由首先是個人的自由，如果*不是有意識地與個人自由聯絡到一起，便勢必淪為*統治的犧牲品。蔣介石藉助孫中山的名義上臺，在孫中山故世之後，仍然打著三*義的理論旗幟，實際上堅持的是其中的權威主義—國家主義的內容，以此強化對黨和領袖個人的向心力。他無限期延長國民黨政綱所規定的“訓政”階段而延緩“憲政”建設、*改革，目的仍在於將中國置於極權主義的鐵掌之下。

如果把五四運動看作是一個“自維生”組織，作為一個開放系統，它已經不可能從外部環境連續輸入自由能和輸出熵了。這時候，黨化的環境切斷了交換的渠道，非平衡態無法維持，代謝反應消失，自我更新中止。從國民革命到“*”的建成，就是新文化運動從開放到閉合的過程。正如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和目標》中指出的：“在自由條件下必須有幾個黨，至少有兩個。從概念上及語義上，黨派只意味著一個部分。在自由條件下，一個黨無疑要求一黨執政。但一黨要求*主義，是與自由相牴觸的。它的勝利就意味著自由的結束。”

價值領域中的諸神鬥爭（2）

嚴格說起來，國民黨政權只是形式上統一中國，各地軍閥仍然紛爭不已，在政治上不能說是穩定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造成的自由精神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