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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院任編導，著有《老生流派講話》以及《海瑞上疏》、《七俠五義》、《東郭先生》、《紅旗魂》、《劫室綱》等四十多種京劇劇本，是我國京劇界的名宿。也就是說不當老闆當文人去了。只是因為《海瑞上疏》這個劇本，他沒有當老闆而在解放初期未吃過的苦頭，在文化革命中卻吃足了苦頭。我見到他是他平反之後來溫州，這時他已上了年紀，但精神矍爍。

這一時期的大老闆還有李毓蒙（1891…1961）。李先生是裁縫學徒出身，與上述的吳、許二位如同一轍。十八歲時在瑞安東頭村開設小裁縫店，同時試製10錠紡紗機等機器，二十六歲時終於發明了一臺鐵木彈花機，不久即辦了“李毓蒙製造絮棉機器廠”，從此結束裁縫師傅的生涯，專心致力於機械工業生產。1922年春他攜帶彈棉機機樣和麒麟牌商標圖赴北京向中央農商部申請專利權和註冊商標，獲得照準之後當年即生產了彈棉機200餘臺。此後該產品相繼在上海國貨展覽會、西湖博覽會上獲獎，聲譽鵲起，同時開始試製內燃機、碾米機。也就是說他幾乎與吳百亨先生同時起步。所以我將此時至抗戰前為止，稱為溫州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當時興起的還有機織革席廠、紡織廠、釀造廠、瓷器廠、針織廠等等。

1925年，李先生在上海、南京開設“毓蒙彈棉機器發行所”，透過上海將自己所發明的產品推向全國。第二年又在溫州小南門外創辦“毓蒙鐵工廠”，生產內燃機、碾米機、軋糖機、切面機和劇板機，全廠有工人百餘人。1933年在上海成立“毓蒙聯華公司”，1926年在湖北產棉區創辦“漢陽毓蒙聯華分廠”，年產彈棉機1400多臺。直至抗戰爆發，他也僅僅是將溫州的工廠遷至麗水，漢陽的廠遷至重慶。1941年，又在湖南衡陽創辦毓蒙聯華分廠，後又在湖南湘潭等地辦了六個分廠，以解決由沿海逃往內地的難民的就業問題。其間因抗戰的戰線推進和變遷，他的工廠或遷建，或因被炸而關閉，幾經損失又幾經重建，李毓蒙先生真是吃足了戰爭之苦，但他痴心不改。抗戰勝利後在武漢開設“毓蒙聯華分廠”和“大中棉機制造廠”，在上海建“毓蒙棉機廠”和在溫州建“毓蒙鐵工廠”。

李毓蒙先生在致力於工業的同時，又很重視教育。1937年在瑞安東山創辦“毓蒙小學”，入學學生不需交學雜費；1942年又創辦五年制的私立“毓蒙工業職業中學”，1946年該校遷至溫州近郊太平寺，改名為浙江省立高階工業學校，解放後併入杭州化工學校。

與吳百亨先生的工廠一樣，溫州毓蒙鐵工廠公私合營，後又改成地方國營，成為溫州最大的企業之一——溫州冶金廠。吳百亨先生的西山瓷器廠也發展成為溫州最大的企業之一——西山陶瓷公司。只不過李毓蒙先生早於1961年逝世，未受住牛棚之苦。

溫州的大老闆如吳百亨、許雲章、李毓蒙這般富有的，子女都無法繼承財產，繼續當老闆，更何況那些等而下之的，所以溫州解放後沒有現成的老闆。如今的老闆百分百白手起家。

溫州的華僑老闆

如果長輩是國外華僑，子女倒是可以去繼承遺產當現成老闆的。但這種現成老闆也不多，一方面是過去的溫州人外出當苦力的多，後來發家致富的人也不多。倒是改革開放後出去的年輕人中，現在有不少已經成為老闆，有的還成為大老闆。因為他們有文化、有思想、又有膽識。文革前，據說溫州華僑中的首富是在日本的一位林姓老闆。當然這裡的“首富”並非福布斯排行榜，也沒有權威機關去印證，只是傳聞而已。這位林姓老闆在溫州銀行的存款最多，有二十萬元人民幣。緊接其後的是一位鄭姓華僑，十七萬元人民幣。在當時，溫州地委書記王芳的工資最高，也不過百多元一個月的工資，這個二十萬當然是天文數字。那時的伙食費每人每月十元左右，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並且即便是號稱“首富”、“二富”的老闆的兒子也找不到工作。他們只能自己集資建華僑中學，集資辦華僑針織廠，林老闆、鄭老闆的兒子都在這個廠工作。文革時我在紡織部門工作，與他們都相熟。也正因為這些華僑子女在一起工作，富有的程度相互之間大致也瞭解，可見這個“首富”與“二富”還是比較確切的。

提起這位林老闆，有一個傳奇的發家故事。既然是“閒說”，也在這裡說一說。林老闆是溫州江北岸人（現永嘉縣甌北），因為家裡窮，於上世紀三十年代跟人跑到日本去當苦力。溫州是著名的僑鄉，在溫州華僑又集中在文成的玉壺、瑞安的麗岙、永嘉的甌北和七都島。但這些地方都很窮，玉壺是窮鄉僻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