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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岙有“女兒勿嫁麗岙底，一鍋薯絲一把米”之說。正因為窮，才會飄洋過海去冒險，並且是親帶親，戚攜戚，出去的人越來越多。林老闆在日本當苦力，賺不了多少錢，當時的通訊又不發達，妻子在家生活無著，丈夫一去又無音訊，為了一口飯吃，只好嫁到藤橋山底去。林老闆後來到一個餐館打工，這個餐館的老闆與老闆娘是老夫少妻，老闆很快去世，老闆娘見這位夥計人又勤快，腦子也靈活，樣子也不錯，後來就再嫁給他，他便真正成了老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成了戰敗國，美國來管理日本，一如現在的伊拉克。當時規定與軍事有關的企業一律取締，但如果股東中有戰勝國的公民，並佔51％的股份以上的，可以保留該企業，改為生產民用品。據說這樣規定是美國人為了保護美國資本家的利益。這規定卻讓日本企業有空子可鑽。中國也是戰勝國，有人就找林老闆，將自己企業的51％股權送給他以逃避取締，林老闆除自己的餐館之外，一下子又成了四個企業的大股東。

日本戰後，百廢待興，企業的發展很快，林老闆的頭腦又靈活，分到利潤後再去投資，沒多少年便成華僑中屈指可數的大老闆，東京華僑聯合會的副會長。可惜膝下無子，餐館的女老闆又先他而去。他在參加歸國華僑觀禮團時乘機回溫州尋親，找到了已嫁到藤橋的老妻。好在老妻育有二個男孩，長子名葉通，他將葉透過繼為自己的兒子，在葉通上再加自己的林姓，便名林葉通。將他送到溫州華僑中學讀書，又花四萬元買了一幢華僑新村的別墅，並在溫州有了二十萬元的存款，供老妻與繼子用。老妻與後夫生活的年數比他長多了，他一走，就將後夫接到溫州的別墅裡來。這位出身農民的藤橋山底人，種慣了蔬菜等作物，到城裡來也閒不住，在別墅的前後種了不少蔬菜和瓜果，成熟時自己吃不了，還挑到菜場去賣。

林葉通的結婚典禮在溫州華僑飯店舉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是非常轟動的事。我的朋友王鑄迪因為父親在日本，與林老闆相識，也去參加了這個典禮，曾經跟我說起這個盛況，使得我記憶猶新。王鑄迪從上海第一醫學院畢業後，曾短期在溫州的興無棉紡廠任廠醫，林葉通的妻子正是興無棉紡廠的職工。王醫師與她素有來往，知道她在婆婆的逼迫下，也曾挑著家裡種的菜蔬去菜場賣。“首富”的媳婦賣小菜，足作茶餘飯後的談資。文革時，因為“海外關係”被抄家，是“紡織系統紅衛兵”執行這個任務的。其中有我認識的來告訴我，林葉通的錢真多，抽屜一拉開，七八百元現金就放在那裡。七八百元是人家兩年的工資，當時拾元票是最大的面值，當然看得那些個“紅衛兵”眼一亮。他還告訴我，就是可惜了這麼好一幢別墅，裡面擺了好幾只醃鹹菜的桶、醃海蜇的缸和收摘來的南瓜、絲瓜等等。

後來，形勢稍有好轉，林葉通先生便帶家攜口去了日本當他的老闆去了，與他同時或前後出國去當老闆的人也有不少，如義大利著名的華僑林華鑫也是那時去的。林華鑫先生是混血兒，長得特別好看，當時是溫州有名的“半番”。“半番”就是半個番人（洋人）的意思。記得他去義大利後第一次回國，我朋友潘嘉興去上海見他。他那時住上海華僑飯店（即如今南京路上的金門大酒店），老門童不讓潘嘉興進去，且態度非常差。林華鑫一下來，那門童立即低頭哈腰了，恨得潘先生咬牙切齒，稱狗眼看人低，還在我面前發過一通感慨。為此我後來有條件後去住過幾次金門大酒店，按當時的眼光看還不錯，現在就不大願意去住了，因為除了厚實的花崗岩裡面還透出一種歷史的沉重之外，其餘便不足取了。

但華僑老闆的子女子也不是每個人去了國外或港澳都是一去就是老闆的，很多去了外邊之後還是靠自己白手起家。我的朋友何紀椿先生是七十年代初去香港的，時間與林葉通、林華鑫他們差不多。何先生曾經與我作徹夜長談，講他起家的經過，足可在此閒說一番，因為具有典型意義。

何先生的父母和叔叔均在早年旅居臺灣，他的父親在臺灣開針織廠，他的叔叔開尼龍絲廠，都是老闆。特別是他叔叔何朝育先生和嬸嬸黃美英女士，在臺灣和大陸都有一定的知名度。黃美英女士是國民黨第二兵團中將司令邱清泉的外甥女，何朝育先生是與臺塑集團王永慶先生密切交往的企業家。他們捐資興建了溫州大學育英圖書館，溫州師範學院育英大禮堂，溫州醫學院附屬一醫育英門診大樓和附屬二醫育英兒童醫院，另外還有嘯秋中學等許多專案。是目前為止溫州僑胞和港、澳、臺胞中對家鄉捐資最多的人，他的實力由此可見。

何紀椿先生畢業於杭州大學（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