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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為冬季奧運會提供了80％的運動員。有一個疑團籠罩著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各國政府的態度。直至1999年他們才意識到服用興奮劑問題的嚴重性。處理服用違禁物質或採用違禁措施這類事件時，最輕的制裁是取消運動員在兩年時間裡參加所有比賽的資格，某些情況下禁賽期可縮短。必須統一和完善興奮劑檢驗過程中的取樣及化驗方法，做到讓運動員放心，藥檢過程中實行公平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時保護個人隱私。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和各國奧委會必須為因服用興奮劑事件受到制裁的運動員擬訂治療及康復的計劃。即便為了在眾多強手中技壓群雄，運動員也不應去冒有損身體健康的危險。各國政府應該制定相關的法律對從事非治療目的的違禁藥物的販賣者予以刑事處罰，保障對此類非體育性質的犯規行為進行的調查、追究直至判罰。

各國政府應和奧林匹克運動緊密合作，在聯合國系統及各政府間、大陸間組織的框架內，就興奮劑問題承擔起協調本國法律與相關國際法的職責。我堅持認為，政府的干預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現今與我們的期望相去甚遠，這是因為各國的立法迥然不同。我們必須協調好在進行反興奮劑鬥爭中所依託的全部法規。一份違禁藥物的清單不應因國家而異（有時，就是在同一個國家還存在因地區而異的現象）。此外，必須協調好判罰尺度，不能因為國家不同，判罰的尺度就不一樣。

反興奮劑鬥爭是漫長的、艱難的、複雜的，其結果不僅取決於處理違規事件時所採取的處罰措施，還取決於在不同層次上開展的宣傳教育活動，這些宣傳教育活動將告之運動員、告之民眾，服用興奮劑是一個可恨的陷阱，它嚴重危害運動員的健康。可以確信的是，如果沒有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存在（該組織在我提議下成立，是國際奧委會的一個創舉），如果沒有我們給予該機構的資金支援，這將意味著一切都不存在。

種族隔離的結束

最近幾十年裡，奧林匹克運動度過的那些最艱難歲月中，有一段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即是1976年的蒙特利爾，那屆奧運會見證了22個非洲國家宣佈拒絕參加奧運的抵制活動。為紀念因奧林匹克而聯結在一起的五大洲，我們的旗幟上設計了五個交織在一起的環，但那時它們卻減少成了四個，因為那個代表偉大非洲的黑色的環不參加奧運了。那是表示對當今社會中一種惡習的唾棄，是對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一種抗議。蒙特利爾的抵制行動是荒謬的，沒有正當的理由。原因是紐西蘭同意與南非進行一場橄欖球比賽。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橄欖球並不是奧運會比賽專案，橄欖球協會也未被國際奧委會承認。坦率地說，我認為這次抵制運動是可以避免的。非洲集團的領導人是奧德里亞和岡加，他們分別是當時非洲體育最高理事會的主席和秘書長。這兩位領導人堅持要與國際奧委會主席基拉寧勳爵對話，但在他們中間被設定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是國際奧委會的一個高階官員阻礙了這次會面。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次會面得以進行的話，那場令人痛苦的抵制肯定能夠避免。在沒接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職位之前，我就知道我也會遇到這個未了結的案子：種族隔離問題立即就會擺到我的桌面上來，而且，隨之而來的就是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我必須重新考慮奧林匹克運動應對的立場。十年前，1970年在開羅19個非洲奧委會正式要求並最終使帶有種族主義態度的南非被驅逐出國際奧委會。因為南非拒絕所有黑面板的成員加入他們的體育組織。從那時開始的一段時間裡，一些國際體育協會及除奧林匹克世界之外的體育組織提出要求，希望國際奧委會重新接納南非。不應該忘記南非人對體育運動是何等重視，他們把它看成是一種信仰，因此重新接納南非也是符合奧林匹克運動的基本路線的。

毋庸置疑的是，我的立場一向是明確的。雖然這是一個棘手而複雜的問題，可我從來就沒有放棄堅持自己的個人觀點，也就是我一再重申國際奧委會在這個問題上的人道主義立場，這樣也就維護了我們組織的團結。最終，我們的立場獲勝了。如今，種族隔離不過是一場被人類遺忘的噩夢罷了。

《奧林匹克憲章》的第55條對這個問題闡明瞭奧林匹克運動原則立場：“尊重人的權利、尊重人的基本自由，不論是什麼種族……”顯而易見，一個擁有政權並實行種族歧視政策，僅僅因為膚色不同就對他們實行剝削、排斥甚至監禁的國家是絕對不可能被奧林匹克大家庭所接納的。奧林匹克運動必須遵循的《奧林匹克憲章》明確規定了權利和義務。當我們被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宣誓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