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3/4 頁)

，我們所有人都許諾要尊重及遵守《奧林匹克憲章》。

南非問題一度是個熱點。在由我主持的1981年的巴登巴登大會上，國際奧委會南非代表、九十多歲的雷金納德·霍內在發言時，請求國際奧委會立即向南非派遣一個調查委員會，他保證說在那裡的體育界種族隔離早已不存在。我完全知道那不是真的。但考慮到他的請求，國際奧委會肯亞委員亞歷山大堅持認為我應該派團去。我的直覺告訴我，有人在給我設陷阱。所以我立即表態，將在我認為合適的時候派遣代表團。事實是，在每屆奧運會之前，總會發生一些事件激怒並煽動一些非洲國家，從而使抵制的風潮再度興起。

國際奧委會一直對南非的國內政策保持關注，為了瞭解他們是否真的在拋棄種族隔離制度上做了一些有意義的改變，或者我們是否發現到一些微小但積極的變化……我處在一種很敏感的境地中，因為在這領域裡我有可能犯下的任何一個錯誤，都會波及奧林匹克運動的穩定。顯然種族隔離不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但我很清醒地知道，受到影響的卻是非洲大陸的一個人種的全體。從這一點來說，儘管國際奧委會想幹涉這事，幫助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還不能這麼做，我們只能等到一個合適的時機，以恰當的形式幫助他們。總之，種族隔離的最終解決辦法還得靠非洲人自己。這也是我的態度與立場，有人稱之為“薩馬蘭奇主義”，它一直持續到80年代。令我感到厭煩的是，一到奧運會快舉行的時候，必然就會出現使奧運會陷入危險的問題，非洲國家就會發出抵制的威脅，因此，我竭盡所能徹底摘除種族隔離這個毒瘤。1988年的6月21日，針對“體育運動中的種族隔離問題”，我們在瑞士洛桑舉行了一個小型峰會。可以說那是我們第一個歷史性的重要階段。為了討論我們日後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會議邀請所有非洲體育組織（各國奧林匹克委員會、非洲體育最高理事會以及各協會的代表等）以及國際體聯的代表參加此次會議。會上，我再次請求他們，同意國際奧委會一貫堅持的立場。不論非洲體育界領導還是國際體聯的領導都給予我完全支援。為了保障所有非洲運動員都能夠參加漢城奧運會，這次會議是至關重要的。

我記得，那位傑出的法學家——來自塞內加爾的法官、國際奧委會副主席、我尊敬的朋友凱巴·姆巴依把這次峰會重新命名為“反對體育運動中的種族隔離的洛桑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我們不僅重申了我們的觀點，而且制定了一條工作路線。國際奧委會的一個新委員會誕生了，它就是“種族隔離與奧林匹克主義委員會”。它的主要任務是堅持反對體育領域種族隔離的鬥爭，密切關注南非事態的進展。委員會由凱巴·姆巴依擔任主席，成員包括：馬克·霍德勒（瑞士）、K。高斯珀（澳大利亞）、何振梁（中國）、K。阿德富佩（奈及利亞）、克勞德·岡加（剛果）、伊萬·斯拉夫科夫（保加利亞）、K。基達內（衣索比亞）、拉米內·巴（塞內加爾）以及國際奧委會總幹事弗·卡拉德（瑞士）。在此之後，又增加了P。內比奧裡（義大利）、穆·拉法維（阿爾及利亞）、巴斯克斯·拉涅亞（墨西哥）、美國大使安德魯·揚格以及M。倫凱（波蘭）。兩個重大事件為反對種族隔離最終完全的勝利鋪平了道路：一方面，歷史性的領導人、真正的民族英雄曼德拉的釋放；另一方面，1990年2月2日德克萊克總統表示支援建立多種族民主政權，並願意同非洲領導人對話。同年2月19日在科威特舉行的會議上，一系列商討之後，委員會向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提出，要求與南非體育領導人對話，商討南非形勢。南非重新被奧林匹克大家庭接受的程序開始啟動。執行委員會透過了上述建議，派遣一個調查團去調查核實真實情況的可靠性，我們稱為“凱巴·姆巴依調查團”，因為凱巴·姆巴依法官為團長。成員包括K·高斯珀（澳大利亞）、K·阿德富佩（奈及利亞）、克勞德·岡加（剛果）、弗·卡拉德（國際奧委會總幹事）以及E·摩西（美國）。陪伴他們同行的有拉米內·巴（非洲體育最高理事會秘書長）和K·基達內（衣索比亞）。調查組大部分成員都是第一次到那個國家。我授權凱巴·姆巴依代表我全權處理在那裡遇到的一切事情。在日內瓦飛機場，我對我那位忠實的朋友說：“你們不必請示國際奧委會，你們有權做出任何決定，你們的決定都將被我及國際奧委會批准。”我表達了對調查組的完全信任（大多數成員是黑人），以便談判時他們可以相機行事讓對方感到意外的驚喜。我認為姆巴依領導的調查團在現場做出正確的決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為那裡許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