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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總統制，但它的領導層是由多人組成的，最終由主席執行政府（執行委員會）的決議。

國際奧委會現行的運作方式是：執行委員會每年舉行五至六次會議，因為執委們來自五大洲，所以定時把他們聚集在一起開會是一件困難的事。每年一次的全體成員參加的大會不可能解決那些需要很快做出答覆的問題和日常事務。而這是執行委員會的工作。為此，我希望能夠儘快進入奧林匹克組織真正的領導層。

墨西哥城於1968年舉辦了第19屆奧運會。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由西班牙語國家承辦奧運會的賽事。奧林匹克聖火從熱那亞傳遞到了巴塞羅那，穿過和平之門來到了哥倫布紀念碑下。第一位傳遞聖火的西班牙運動員是恩裡克·邦迪亞。不巧的是一個火炬爆炸了，傷了格雷戈里奧·洛哈，他是前奧林匹克田徑運動員，之後又成為一名田徑教練員，培養了很多冠軍。聖火途經西班牙乘著“公主”號艦艇踏上了新大陸的土地。奧林匹克運動來到了講西班牙語的美洲大陸，同時也進一步實現了顧拜旦男爵奧林匹克運動普及性的夢想。

從政治角度來看，1968年是備受爭議的一年。這一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同年五月巴黎發生了大規模的學生遊行；美國則是更大規模地維護公民權利、反對種族歧視的遊行示威活動。但是最嚴重的事件還沒有到來：即將舉辦的奧運會變得步履維艱，類似於1956年抵制墨爾本奧運會的情況似乎又將發生。而這一次是為了抗議華沙條約組織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這次事件後來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然而一次嚴重的事件給這次本該屬於年輕人的奧林匹克盛會蒙上了陰影。我當時和夫人碧蔚絲住在皇家大道酒店，我們清楚地聽到了好幾聲爆炸的巨響，開始還天真地以為是放焰火時發出的聲響，幾個小時之後我才得知，在三種文化廣場發生了一起慘案，一次抗議遊行活動被殘酷地鎮壓了，有一百多人在槍擊中喪生。鑑於發生瞭如此嚴重的事件，奧內斯蒂和科勒爾代表112個奧林匹克委員會成員國和各國際體育聯合會，向國際奧委會布倫戴奇主席提出了暫停這屆奧運會的申請。在墨西哥總統迪亞斯·奧爾達斯的保證下，這屆奧運會在警方的嚴密監控下舉行。這一系列的事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墨西哥的悲劇也在奧林匹克歷史上寫下了最慘痛的一頁。

在1968年奧運會開幕式前幾天舉行的國際奧委會第67屆年會上安排了執行委員會的選舉。當時有兩個空缺的名額，我作為候選人參加了競選活動。我的這一舉動是史無前例的。有些人認為我過於超前了，我當選國際奧委會委員才只有兩年的時間，而現在就想競爭一個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席位顯得為時過早。但是我認為自己可以提供一些有創意的觀點，很多委員也鼓勵我去嘗試一下。最終的結果是我沒能獲得足夠多的票數，未能當選執行委員。這兩個執委的席位分別被法國貴族博蒙特伯爵和在第二輪選舉中戰勝我的荷蘭人赫爾曼·範·卡爾內貝克拿走了。博蒙特從事包括金融在內的多種活動，他同時參加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副主席和執委。最後布倫戴奇當選為主席，基拉寧勳爵當選為副主席。在第一輪投票中我幾乎獲得了絕對多數票，我當時指望在其他的幾個候選人被淘汰之後會有更多的人轉而支援我，當時的一切都表明我的當選是很容易的事。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我失敗了，遭到了巨大的打擊。這是我在國際奧委會生涯中惟一的一次競選失敗。不管怎麼樣，我從發生的一切中吸取了教訓，這是我為人處事的一貫態度。

布倫戴奇主席再一次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任命我擔任國際奧委會禮儀方面的負責人，這以前是基拉寧勳爵的職務，他已擔任了副主席。從事禮儀方面的工作極大地提高了我在委員們之中的影響力。我在工作的同時可以和他們有直接接觸，這便於我和他們建立友誼。國際奧委會這一屆年會的另一項決定是：把國際奧委會駐洛桑的所在地由蒙特·雷坡斯大街遷到了維迪堡。它是位於萊芒湖畔的一座小型宮殿式建築。

就這樣，兩年之後於1970年春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國際奧委會年會上，我再一次參加了角逐執委會委員席位的競爭。我從當年在墨西哥的挫折中奮起，最終當選。在阿姆斯特丹的這屆年會上，布倫戴奇主席就冬季奧運會的問題展開了討論，特別是針對冰球和高山滑雪這兩個專案。美國的丹佛戰勝了瑞士的錫昂、芬蘭的坦佩雷和加拿大的溫哥華獲得了1976年冬奧會的主辦權。丹佛雖然獲得了主辦權，但是由於該城（科羅拉多州首府）公民投票反對，最終放棄了舉辦權，冬奧會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