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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的因斯布魯克舉行。加拿大的蒙特利爾戰勝了前蘇聯的莫斯科和美國的洛杉磯贏得了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權。

在阿姆斯特丹年會之後，我和巴西人馬加利亞埃·帕迪亞、前蘇聯人康斯坦丁·安得里亞諾夫、日本王儲武田恆毅一起加入了執行委員會。我獲得了壓倒性的優勢，並且從那時起開始了向國際奧委會主席職位前進的歷程。尤其令人感到振奮的是一篇轉載在大名鼎鼎的法國《世界報》上的西班牙《先鋒報》的長篇文章，文中這樣寫到：“這一次選舉的結果表明，國際奧委會如果尚未決定要自我改革的話，也至少已認識到它自身的不足和實現這一改革的途徑……〃此外還把我作為“新人”加以突出報道。

在我兼顧西班牙本國領導工作的同時（我從那時起到1970年10月10日期間一直擔任西班牙國家奧委會主席和國家體育運動專員），我把全部的熱情和力量都獻給了執委會的管理工作。

在這四年的時間裡，我在國際奧委會里的工作是非常緊張的。當1974年我的任期結束時，我選擇了競選副主席的職務。這一次沒有人再和我競爭了，我順利地當選為國際奧委會副主席。我的這一任工作到1978年結束，我在雅典卸任。依據規則，我在一年之後才能重新進入執行委員會。我也正是這樣去做的。在1979年蒙得維的亞舉行的年會上，我又重新進入了執委會。這時有兩個空缺的職位，而競爭者也只有兩個：羅馬人亞力山德羅和我。因為我獲得了比亞力山德羅的選票多，所以我的任期是四年，而他的任期是三年。這樣的日程安排使我以執委的身份趕上國際奧委會主席改選年的1980年，從而為我進一步瞭解國際奧委會內部管理工作提供了許多方便。

在我這35年國際奧委會生涯裡，我有31年的時間一直擔任執行委員。我擔任過各種職務。我可以毫不誇張地借用一個運動方面的比喻：我是汗水浸透了運動衫的國際奧委會主席，在後來的21年裡（擔任奧委會主席職務，譯註），我曾經先後三次連任。1989年9月在波多黎各舉行的第85屆年會上，我以全票獲得連任。梅羅德王子以全體委員的名義說道：“我們對您在這九年的時間裡在主席的領導崗位上的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您的工作方式和外交技巧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1993年的摩納哥年會上，為了保證1996年國際奧委會的百年慶典工作不會因為領導層的變更而受影響，大會提議我第二次連任。1997年9月在洛桑舉行的第106屆年會再一次提議讓我連任。2001年7月，我在莫斯科結束了我的任期。我在這座城市開始我的主席歷程，又在這座城市離開主席的職位，我對它懷有深厚的情誼。

政治和奧林匹克

歷史告訴我們，自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1894年成立至今，政治在其整個奧林匹克運動過程中無處不在。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總是反覆聽到關於不應當把體育和政治混為一談的論點。對某些人來說，兩者就好比水和油：無法融合。事實遠非如此。政治存在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顯然它也存在於體育領域。政治和體育應該共存並建立一種相互尊重的關係。的確，自1896年（第一屆奧運會）起每一次奧運會都是在有關政府的同意和積極參與下籌辦的，而且也不可能透過其他的途徑。奧運會在各國都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無論其國家的政治制度如何，從1936年納粹統治下的柏林，到1980年蘇聯共產主義制度下的莫斯科；不論是在共和制國家還是在根深蒂固的君主制國家都是一樣。從東方到西方，百年來我們得以維繫的奧林匹克的思想和規則得到了廣泛的尊重和接受。我們所受到的抵制（特別是1976年在蒙特利爾、1980年在莫斯科和1984年在洛杉磯三次奧運會上）表明，國際奧委會和相關國家政府進行協商是何等重要。我們必須積極、開放、小心謹慎，始終為奧林匹克運動尋求最佳的協議。在漢城、巴塞羅那、亞特蘭大和悉尼幾次奧運會上，我們和相關政府當局協商談判面臨的各種問題。最終我們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找到了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同樣，在我任期內舉行的五次冬奧會上，我們都成功地營造了和諧的氣

氛，並解決了那些政治性問題。正是基於奧運會和政治力量之間這種關係，促使我們建立並加強了和聯合國、地區性政治機構（比如歐盟和非洲統一組織）以及直接介入體育運動和青少年教育領域的政府間或非政府機構的合作。歷史還告訴我們，每個年代都有它自己獨特的政治、社會、科學和技術方面進步的標誌，而這一切都會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