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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心渴望說出他那樣的警句：“就像我們中的一些人一直帶著嬰兒時期的瞬間印象一樣，我身上也一直存留著古老印度的夢幻記憶，它來自於延續至我童年時代的家庭儀規，它為我勾勒出一個已經全然消失的世界。”

每一個作家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腔調，就像畫家尋找色彩，或是音樂家尋求旋律一樣。我期待能夠尋找到一種獨特的腔調來談論自己的國家，神態超然卻又充滿溫情。但是，在幾次嘗試之後，我的那種刻意的從容不迫總是不由自主地滑向了粗暴和刻薄。

我生活的國家，有太多令人不盡人意的東西。像很多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僅僅為了維持一份體面的日常生活，大多數人的精力與時間就被消耗殆盡。因為一份長久的專制遺產和文化束縛，我們的國民性格中也保留了令人不悅的一面。像印度這樣的古老文明一樣，今天的中國也是疊縮的歷史，你可以輕易地在其中找出前現代的痕跡與後現代的碎片，這些拼貼在一起的碎片所造成的刺眼、刺耳的不和諧隨處可見，泛起的沉渣經常和新的時尚聯絡在一起，那種本質上的單調是以人們頌揚的多元化出現的。

在這樣的環境中，一位作家既容易喪失立場，奮不顧身地加入某種狂歡之中，他掌握了符號工具，可以為語言泡沫增加新的色彩，為正在進行的現實生活賦予合法性，藉此獲取他所需要的社會承認；他也可能變得憤世嫉俗，他可以輕易地尋找到各種批評的目標，併為自己聲音的無力感而憤憤不平。

中國社會是如此複雜，我給不出系統化的分析，當然也不相信有一攬子的解決方案。每一個行業的人都傾向於誇大自身的重要性，政治人物會說政治決策是核心，企業家會說是商業行為真正推動了社會進步，而一個知識分子會說，還有什麼比觀念的改變更重要的呢。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群體的聲音會更響亮或更微弱。但是，社會的進步必須藉助不同力量在各自方向上共同的努力，社會的不安與躁動，不是來自落後，而是緣自不同力量間的失衡，緣自我們以一種統一的價值觀念來衡量如此複雜的社會。

語言是一個作家面對世界的主要工具，我懷疑我的寫作總是不由自主地滑向極端情緒，多少與我整個少年時代的語言教育相關。因為所有的課目都帶有某種意識形態色彩，它的價值觀是被明確界定不容質疑的，所以，那些可能揭示真相的細節、邏輯感經常被忽略，我們可以使用的詞彙是如此之少，當描述人的笑容時，我們總是用“燦爛”，在比喻祖國時，我們總是用“母親”。這種語言方式，要麼和一種冷冰冰的缺乏感情的方式聯絡在一起，要麼和一種空洞的情感誇張地聯絡在一起，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的主持人是前一種，而《春節聯歡晚會》的主持人則是後一種，他們在每一個慶祝儀式上的煽情作風，經常令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名言：“情感的枯燥掩藏在熱情洋溢的風格背後。”

當我們都開始覺得這種語言的單調性時，一種新的語言革新在1990年代開始了。這種語言形態的基調是嘲諷、玩世不恭，人們似乎突然尋找到一個有力武器，拼命解構一切昔日的“嚴肅”與“不容質疑”，流傳在餐桌上的、手機簡訊上的那些短語與笑話從另一個側面釋放了中國人的創造性。但嘲諷與解構，令人愉快，卻難以維繼，因為被解構物件早已奄奄一息，而且解構造出一個單調的物件，並不能創造出豐富的色彩，反而衍生出一種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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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革新（2）

我們的語言變成了今天的狀態，翻開當日的報紙，開啟最受歡迎的網際網路入口網站，陳舊口號式的表達仍四處蔓延，既有“廣電總局：法制報道嚴防追求刺激和娛樂化傾向”，“馬英九稱若遭起訴將請辭###心情大好”這樣的標題，也有“何潔：學會感恩，我活著回來了”、“怎樣把自己打造成一款經典女人”這樣的所謂新型表達。它們令人想起普利策、赫斯特的黃色報業時代，空洞的危言聳聽和低階的煽情主義結合到了一起。

不停的批評，不是對抗這種傾向的真正有效手段。我為自己失去幽默感而不安，是因為憤世嫉俗的批判，在本質和我所批判的物件是相同的——我們都是一種單調思維、單調語言的受害者。這兩者都在縱容自己的某種情感或偏見過度膨脹，而不理會社會的真相。

幾天前，我讀到馬斯洛的那個精彩比喻，這位偉大的心理學家說，如果說弗洛伊德發現了人類的地下室——在他興起的研究中，心理學家們研究病人、失常的人、病態和惡習，那麼他就期待研究人類的閣樓——“揭示人類的潛力、美德、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