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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灘”。

對岸的浦東則是另一個上海形象——一座由鋼筋水泥、玻璃幕牆、巨大熒光屏構建的21世紀全球城市。在1978年重新開啟國門之後，上海人發現榮耀已經不再，甚至多年前的模仿者香港都已遙遙領先，將江岸對面的那片農田開發成金融區是上海重塑信心的舉措之一。

只有雙腳可以幫助人記憶城市，我對北京充滿溫情，是因為在年少時代，騎著單車不知疲倦地穿過海淀區的大街小巷，和一群同樣迷惘的少年一邊長時間地漫步，一邊不知所云地爭論。但是上海，總是從機場到酒店，在計程車上看著南京路與淮海路逐漸遠去。只有一個下午，我和一個美麗的姑娘穿過了弄堂、糕點鋪、中學、郵局，在蘇州河與匯入黃埔江之前分手，當時夕陽正斜射過來。

那個迷人的下午似乎是在外灘終止的，我走進黃埔公園，那裡充滿著花崗岩帶來的堅硬氣息，在三根指向天空的巨大石碑的底座上，刻著官方版本的上海敘事，小刀會的農民起義被視作這座城市的開端，其後是和帝國主義、封建統治者所作的一次次鬥爭——上海如何擺脫它殖民城市的命運的艱苦努力，這座曾經懸掛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屈辱告示的公園，現在是人民的公園了，也成為了外地人來此遊覽的必經之地。

歷史充滿了譏諷。灰色的洋樓上鮮豔的五星紅旗在傍晚的風中飄舞，在獲得了獨立的半個世紀之後，上海人卻如此懷念十里洋場與百樂門的歲月，甚至日本佔領時期的租界都因為張愛玲的小說而散發出不可抵制的魅力。

我對上海總是充滿了偏見，相信它擁有著不可救藥的虛榮和勢利，崇拜金錢，價值觀單調，它的頭腦仍是殖民地式的，對於更強大的外來者採取一種習慣性的取悅姿態，而對於弱小者則盡是冷漠與傲慢。我不喜歡高階餐廳裡習慣先說英文的服務員，不喜歡市民們對於外國貨的迷信，對於上海姑娘們過份熱衷於尋找西方男朋友感到不解，在燈火酒綠的外灘的天橋上是乞討的老人與小孩，在10分鐘內，我沒看到過一位行人願意給出一毛錢。

我記得歷史學家羅茲·墨菲在1950年代這樣形容上海：“上海是兩種文明交匯的地方，兩種文明都不起統治作用。對外國人來說，已經沒有限制，脫離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監督，每個人自己就是法律……道德是不相干或無意義的東西……對中國人而言，上海同樣沒有限制。那些選擇這種新生活的人……選擇了割斷同傳統中國聯絡的做法，並擺脫了強加給他們的約束。”

這個上海沉睡了40年，甦醒過來，並因新力量的到來帶上了新的色彩。儘管誇耀自己是一座典型的商業城市，但政治的色彩卻無處不在。在過去的兩個月中，一樁本地政府的醜聞暴露了權力與金錢的結合與相互利用是多麼地顯著。這座超過1300萬人口的城市，電視網路、報紙、雜誌是用來傳播時尚、消費、衣著、流行話語的所用的，它們熱衷於評選女性化的美男子，舉辦浮華卻空洞的“風尚大典”，夜色下的黃埔江行駛的是架著巨大廣告牌的遊船，它和兩岸的各種閃耀著的霓虹燈光的商標牌一樣，既訴說著這座城市的自認的驕傲，也刺激著更多的人加入這場遊戲——這座城市總是需要這樣的強心劑，更昂貴的房價，更多的消費品，和類似世界博覽會這樣的浩大行為。

空洞的華麗（2）

在那個下午，我突然感覺到站在講臺上的托馬斯·弗裡德曼與上海在氣質上是如此的相配。這位《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的著作像是一本廣告語大全，“Dos資本主義”、“凌志汽車與橄欖樹”、“全球化”，他迷戀於簡化世界，用一種淺薄物質需求來取代人類內心深刻對生活意義的需求。

今天的上海呢？它承繼了舊上海的投機心理、對金錢的熱衷、崇洋，卻失去了昔日畸形的生機勃勃，那種包含著罪惡、動盪、陰謀、暴力的冒險精神。如今的上海不是被籠罩在一種令人厭倦的安全和封閉中嗎？那種表面上的自由不過是是買阿瑪尼牌或是傑尼亞牌西裝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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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革新（1）

思維的淺陋讓我們的語言變得粗俗而有失精準；而語言的隨意凌亂，又使我們更易於產生淺薄的思想。

——喬治·奧威爾

我發現自己正在失去幽默感。一年前，我讀到奈保爾的《印度：受傷的文明》時，迅速陷入一種令人暈旋的折服感。在短短的200頁內，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捕捉到印度的那種在歷史的泥淖裡不知如何進入新世界的感受，尖利的批評，隱藏在感傷優雅的敘述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