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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允許教授自由流動。錢鍾書離開西南聯大，大概不是發自內心，是尊父親之命。另一方面，錢年少氣盛，恃才傲物，言語有點刻薄，話鋒帶諷刺，自然會得罪某些聯大同仁，有的是他清華園昔日的老師。人生就是這樣，有得有失。錢鍾書去藍田師範學院任教的經歷，是他創作《圍城》的素材。

錢鍾書離開聯大隱約折射出聯大外文系人際之間的矛盾。1940年春，吳宓因清華外文系主任陳福田不聘錢鍾書，憤憤不平，斥為‘皆妄婦之道也’。他奔走呼籲，不得其果，更為慨然，‘終憾人之度量不廣，各存學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又怨公超、福田先生進言於梅校長，對錢等不滿。”另據《吳宓日記》記載，吳宓曾和陳寅恪說到此事，陳的意見是“不可強合，合反不如離”。

有了西南聯大和藍田師範學院的經歷和遭際，錢鍾書後來在小說《圍城》中塑造了很多學者的形象，雖然是小說，但也暗含他對當時的學者的評價，小說曲折地映照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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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銓與戰國策派（1）

陳銓是20世紀40年代名噪一時的“戰國策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德文學交流傑出的開拓者與先行者。可是，由於歷史的誤會，陳銓長期退隱於歷史深重的帷幕之後，少人問津。

作為劇作家、文學評論家、研究尼采和叔本華的專家、《浮士德精神》的作者，1934年，陳銓回國時身懷奧柏林大學碩士和基爾大學博士文憑。因此，他在清華大學同時講授英國和德國文學。

1937年，陳銓舉家隨清華大學南遷。由於歷史的風雲際會，陳銓、雷海宗、林同濟相聚在昆明，為“戰國策派”的誕生創造了條件。

“戰國策派”，得名於陳銓、雷海宗、林同濟等人於1940年4月創辦於昆明的《戰國策》半月刊。除了陳銓、雷海宗、林同濟、賀麟等人之外，還有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被聘為刊物的特約撰稿人，比如朱光潛、馮友蘭、陶雲逵、沈從文、費孝通等。主持人是林同濟和何永佶，何當時是雲南省財政廳廳長繆雲臺的秘書，何說動繆出錢，支援每期刊物的費用。後來，由於日本人空襲頻繁，紙張印刷遇到問題，再加上其他問題，這份刊物於1941年4月宣佈停刊。而後，林同濟、陳銓和雷海宗與設在重慶的《大公報》商議，得到《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的支援，開闢了《戰國》副刊，每週一期，編輯部設在雲南大學政治系，從1941年12月到1942年7月，共出版了三十一期。1943年7月，陳銓又創辦了名為《民族文學》的雜誌，出版了五期之後，不得不宣佈停刊。這幾份刊物就是“戰國策學派”的主要陣地。

“戰國策派”為何一呼百應，得到諸多聯大學者的支援？顯然和其誕生的時代背景有關係，他們在抗戰的旗幟下，其初衷是致力戰時的文化重建，“抱定非紅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之主旨。”正是這樣一種思想，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才走到一起，因為無論是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激進主義，都會對中國的危機有相同的歷史感受，“戰國策派”所集中的這批知識分子，他們思考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在世界民族生存競爭中儲存自己的民族。［1］［1］季進曾一果著《陳銓：異邦的借鏡》

“戰國策派”用“文化形態學”來解釋中國歷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批評中國柔性主義文化傳統和國民劣根性，大力倡導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張恢復戰國時期文武並重的文化，以適應激烈的民族競爭，並主張戰時在政治上實行高度集權。

“戰國策派”的三員主將陳銓、雷海宗、林同濟都曾留學歐美，他們意識到整個世界處於一個崇尚武力的時代，要在這個競爭的世界中不被滅亡，那就要重新鑄造“民族精神”，輸入強健的種族觀，改變柔弱的民族文化基因。陳銓和雷海宗、林同濟的思想有些不同，他宣揚尼采的思想，儼然是尼采在中國的門徒。陳銓的思想激進，尤其是他的“英雄崇拜”和歷史觀，潛伏著諸多危險的因素。“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這樣的觀點，也的確為人詬病。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陳銓與戰國策派（2）

“戰國策派”學人由於深受德國思想家尼采、斯賓格勒等人之影響，推崇近代“尚力”主義思潮，認為他們所處的時代只是“戰國時代之重演”，要想使中國在列國之激烈競爭中獲得獨立和生存，就必須強調國家、民族利益，強調民族精神的“力”，因而被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