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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錫圭等不同學科的著名專家進行討論。經過專家們多次集思廣益研究探討，終於推定晉侯蘇鐘的“三十三年”應為厲王時期的年數。為了檢驗這個推定的正確性，測年專家對天馬—曲村M8墓中的木炭樣品進行常規法14C年代測定，其年代為公元前816—前800年（見下圖）。

為減少失誤，測年專家又用加速器質譜計對M8墓中的木炭和祭牲樣品測年，其年代分別為公元前814—前797年、公元前810—前794年。兩種樣品所得資料基本一致。《史記·晉世家》所載晉侯籍（蘇）卒於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與測年結果相吻合，所以晉侯蘇鐘的“三十三年”當屬厲王。

既然編鐘銘文“三十三年”已定為厲王時期，根據《史記》記載，由於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文獻記載中明確的歷史紀年始自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那麼厲王的在位之年又是多少呢？按《史記·周本紀》載，厲王在位共37年，而《史記·衛世家》和今本《竹書紀年》又說厲王在位均不足30年。文獻上的牴牾與矛盾，用晉侯蘇鍾來加以校正，可知厲王在位應超過33年。

儘管晉侯蘇鍾否定了今本《竹書紀年》厲王在位不足30年的說法，但仍無法肯定司馬遷《周本紀》記載的準確。夏商周斷代工程課題組，又設法利用另一件青銅器來作推定，這就是頗負盛名的善夫山鼎。

揭秘正在繼續

善夫山鼎是20世紀60年代由陝西省乾縣農民李培乾捐獻給陝西省博物館的一件青銅器。此鼎高45厘米，立耳蹄足，口沿下飾重環紋帶。內壁鑄銘12行，共121字。其中的銘文“惟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是已知西周金文中紀年最高的一例。從銘文日曆看，不適合於宣王。研究者考慮到此鼎的形制、紋飾等均接近於厲王末年、宣王初年的頌鼎等青銅器，其時代應屬厲王，由此可證《周本紀》所載厲王三十七年奔彘說是可信的。若取共和當年稱元說，厲王三十七年當為公元前841年，三十三年當為公元前845年。從晉侯蘇鍾銘文日曆和紀時語看，該年依建醜：

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十四日；

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卯十八日；

二月甲戌朔，既死霸壬寅二十九日；

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初七日。

研究者認為以上第二條二月干支有誤，決定將“癸卯”改為“辛卯”，從而變成：二月甲戌朔，既望辛卯十八日。這樣干支、歷日俱合。作為這一旁證，再次證明晉侯蘇鍾“三十三年”為公元前845年的準確性。

由於厲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奔彘，至此可定厲王元年為公元前877年。

透過對上述青銅器的研究，西周晚期的王年已經推定，而中、早期王年，同樣可以用青銅器加以推定。揭秘正在繼續。

1．虎簋蓋與穆王三十年

事情就是這樣的巧合，當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的1996年8月，從陝西傳出訊息，一件青銅虎簋蓋在陝西丹鳳縣被發現。經專家推斷，這件青銅蓋應是和虎簋連在一起的，遺憾的是器物已不知去向，只剩一蓋埋入泥土之中。此蓋剔除土鏽後，發現是一件西周青銅器，上有銘文161字，起首雲：

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宮，格於大室，密叔內（入）右虎，即位，王呼入（內）史曰：……

虎簋蓋發現之後，立即引起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青銅器專家的普遍重視，遂集中精力對此蓋的銘文進行研究。陳久金等金文歷譜專家根據銘文月相、干支推定，此器放在宣王和穆王時代都可相合。為此，關於虎簋蓋到底屬於哪一個王的問題，專家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正當大家為此爭論不休時，一個意外的插曲出現了。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應邀到臺灣作學術交流，其間他在臺灣故宮博物院看到了一件師虎簋，是西周懿王元年之器。其蓋的花紋跟陝西丹鳳出土的虎簋蓋相同，銘文中均有“文考日庚”字樣，用字措詞也均相同，由此可見兩件器物為同一人所作。從虎簋蓋銘記王命虎“胥（佐助）師戲”的記載看，當是虎初襲職時之事。因臺灣收藏的師虎簋為懿王元年之器，則虎簋蓋必在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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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天時、地利、人和（13）

虎簋蓋銘文的王年為三十年，西周中期穆王、共王、懿王等諸王在位超過30年的只有穆王，因此，虎簋蓋當屬穆王時代的器物。

據工程專題研究人員陳久金等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