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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為厚厚的土鏽所掩蓋。經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和科學考古實驗室清理剔除之後，銘文全部顯露。這14件編鐘明顯分成兩種型別，第一類為大鐘，第二類為中小型鐘，兩類鐘的紋飾和特有的旋、斡等皆不相同。由於有以上的差別，而且不瞭解原有的排列順序，因而馬承源等研究者對銘文產生了種種推測，或以為銘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為銘文並不按鐘的大小次序鐫刻；也有的認為全銘為一篇銘辭等等。馬承源等研究人員在對各編鐘的文字作了反覆的研究、釋讀後，按照文辭的先後排出編鐘序列，然後檢驗各鐘的音階是否和諧。檢驗結果發現：第一組8件鐘，大小成編，五聲音階，具有兩列八度音。第二組6件鐘，也大小成編，五聲音階，只是最後缺少相協的尾音。顯然，同第一組相比，第二組缺少最後2件編鐘。在這樣一個研究結果的基礎上，馬承源想到了山西天馬——曲村M8號大墓中那殘存的2件編鐘，經與北京大學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聯絡，並參看相關的發掘資料，發現殘存的2件小編鐘，與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的編鐘第二組大小和銘文完全可以排比聯綴起來。因上海博物館收藏的14件編鐘的文字都是刻鑿的，2件小編鐘的銘文也是刻鑿的，由此可證是同一編之物。西周青銅鐘銘文以利器刻鑿，以此為首例。若將天馬——曲村墓地出土的2件編鐘連在一起，正好也是8件一組。後來上海博物館請音樂專家對2件小鐘進行測音試驗，發現其音階與同組的另6件鐘相協，這就更加證明兩組16件編鐘同為天馬——曲村M8號大墓中出土。按鄭玄注《周禮·春官·小胥》載：“半為堵，全為肆。”一肆為兩列八度音，是基本單位，二肆十六件為一虞，這是西周晚期的禮儀用器制度，可見天馬——曲村M8號大墓出土的編鐘為一虞之數。

由於馬承源、張光裕等人的共同努力，使這批極其珍貴的文物不致失散和流人異域，這批編鐘的搶救回歸，在創造了文物收藏史上的一個奇蹟的同時，也為後來夏商周斷代工程在西周王年的研究中提供了重要依據。

根據天馬——曲村M8號大墓出土的材料推斷，這座墓的墓主是晉侯蘇，而此墓所出編鐘的銘文中也有“晉侯蘇”的記載，故編鐘被稱為晉侯蘇鍾。兩組16件編鐘共刻銘文355字，這是建國以來出土青銅器中最長的一篇銘文。自馬承源最先將前14件編鐘的材料公佈並作了詳細考釋論述之後，立即在學術界引起轟動。特別是編鐘銘文中所記的七個歷日和五個紀時詞語，在已著錄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前所未見，這無疑將使西周月相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性進展。編鐘的歷日和紀時詞語為：

惟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

二月既望癸卯

二月既死霸壬寅

三月方生霸

六月初吉戊寅

丁亥

庚寅

由於晉侯蘇鍾銘文的珍異和重要性，在引起學術界強烈關注的同時，也對銘文所涉及的許多疑難問題展開了廣泛討論。

根據司馬遷《史記·晉世家》記載：

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

從《史記》看，晉國的歷代侯中，沒有一位叫“蘇”的人。但《世本》及三國時代的歷史學家譙周皆稱晉獻侯籍為“蘇”。據李學勤等專家考證，“籍”和“蘇”相通，故司馬遷所載的晉獻侯籍就是編鐘銘文中的晉獻侯蘇。

晉侯蘇編鐘銘文中有“惟王卅又三年”字樣，通觀整個西周晚期在位超過33年的，只有周厲王和周宣王，但從文獻中可以看出，當週宣王十六年的時候，晉獻侯蘇已死亡，由此可見編鐘銘文所說33年，決不在周宣王時代，只可能在厲王時代。按照李學勤的推斷，銘文中的晉侯蘇系歷王即位後追稱，編鐘的一部分原是他隨厲王出征作戰的勝利品，後來將之配成了全套，作為紀念。因俘獲的鐘不會有鑄好的文字，於是後來加以鐫刻，稱號也依刻字時的身份而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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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天時、地利、人和（12）

由於編鐘及其銘文需要討論的問題很多，而學者們又大多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的看法，當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為了配合編鐘的專題研究，由工程專案辦公室專門邀請了李學勤、王世民、陳久金、張培瑜、高至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