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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士氣低落的嚴重問題。因此假如蔣介石此時真的有領袖的眼光與心胸，就應該好好地培訓東北軍，以其戍守黃河防線，成為支援華北戰場的總預備隊，東北軍必然可以在抗日戰爭的北部戰線上，發揮極大的戰略阻嚇效用。這樣中央軍可以集中兵力，全力防守長江三角洲以及南京上海的地盤。

17。4　蔣介石一連串政策上的錯誤安排

但是蔣介石卻調東北軍進入西北追剿紅軍，對希望與日軍死戰的東北軍，士氣上當然產生了極大的危機。而且蔣介石應當知道，西北軍的楊虎城，早年在馮玉祥手下，就已經接受蘇聯的影響，是個左傾的軍政人物，他對於蔣介石的政治安排，特別是中央軍與地方軍的差別待遇，更是非常的不滿，因此當時的西安各界經常與上海的左派團體呼應，成為包容極多左傾團體活動與人士的大本營之一。蔣介石要叫明顯左傾的楊虎城，監督張學良進行剿共，是一個政治上極其失算的安排。

由於東北軍在西北的剿共任務，遭到士氣低落，水土不服以及待遇歧視的困難，東北軍先後與紅軍主力遭遇，雖然順利地攻下延安，但是東北軍的一九師，在勞山遭到紅軍圍殲，其後一一師在直羅鎮，又遭到紅軍反擊的圍殲，兩位師長何立中與牛元峰不屈戰死，造成東北軍士氣的震動。上下都一致認為，要東北軍死於內戰而非抗日，這將是全軍的悲劇與恥辱。

而更糟的是，蔣介石竟然批駁張學良為陣亡將士的特別撫卹申請，同時不準張學良保持被圍殲兩師的番號，重新招募部隊。蔣的這種做法，可以說是犯了領袖的大忌，不但讓東北軍覺得自己在內戰上的犧牲，根本毫無價值，同時更認為蔣介石在借刀殺人，以安內為名來消滅異己的內戰。

這時候的共軍雖然在軍事上的處境，極其不利，但是在政治上的抗日號召，卻大得人心，由與中共的文宣與組織，本來就是“高人一等”（來自共產國際的直傳），現在中共要求團結抗日的立場，更是滿足社會抗日民意的需要，因此不但是由中共控制與支援的左傾團體熱情活躍，許多不滿國民政府對日本要求節節退讓的社會領袖，也都紛紛站在支援中共的立場，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立刻準備抗日。

一九三四年，正當日本企圖迫使華北脫離中央而獨立的危機時刻，北京的學生在中共的影響與策劃之下（這是劉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書記的傑作），於十二月九日發動了陣容壯大的愛國抗日運動，風潮所及，全國披靡。接著整個中國各大城市的學生與工人團體，在十二月十六日，舉行全國性的同步抗日示威，造成一般的民意，對於中共的抗日主張，給與熱烈的支援。在上海成立了所謂名流愛國會，由宋慶齡、沉鈞儒、章乃器等人負責，不斷髮出動人心絃的愛國文宣，使得抗日的意識與情緒，在社會各個階層迅速的發展蔓延，中國共產黨立刻成為當時民意所崇拜的“抗日先鋒”。

在這種抗日風潮之下，東北軍的感受最深，因此東北軍的將校，紛紛的組成各種團體，以團結抗日的志節。中國共產黨也就利用這些抗日團體，開始滲入東北軍之中，中共中央特別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負責在東北軍內吸收同志，傳播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文宣。這種思想在東北軍內取得壓倒性的支援，連張學良都無法壓制這種寧願與日本同歸於盡、絕對不願死於內戰的真心要求。因此東北軍對於追剿紅軍的任務，開始採取敷衍的態度，紅軍也對東北軍，採取懷柔的立場，雙方的陣前對峙，逐漸成為“西線無戰事”的情況了。

而由於張學良念念不忘抗日，因此與過去的東北抗日義勇軍部屬李杜連繫，看看是否派遣軍事人員，設法借道蘇聯的西伯利亞，進入東北，發展抗日的敵後工作，因此經由李杜而與共產國際進行接觸。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張學良利用國民黨召開五全大會的機會，在上海與第三國際的代表潘漢年會面，這時張學良才駭然地知道，原來蔣介石已經秘密與中共進行合作抗日的政治交易。那麼要東北軍拼命去追剿紅軍，這不是叫東北軍與紅軍都白白的送死而已，徒然讓蔣介石的中央軍坐大，最後抗日成為蔣介石中央軍的功勞？

由於這個發現，張學良更加同情部屬內不願剿共、而要抗日的情緒，為了更為深入的瞭解紅軍的立場，因此乾脆透過自己的部屬王以哲，與紅軍進行直接的聯絡，先與李克農會談，最後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八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秘密會面，張學良提出國共全面合作抗日的方案，這個方案的內容，其實與國共之間談判的原則，非常的接近，都是要求撤銷紅軍番號，廢除各地的蘇維埃政府，接受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