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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共產黨革命的目標，就是要推翻國民政府及所有的階級敵人，以建立自己所主導的專政體制，因此雙方談判的進展，相當的緩慢。不過隨著蔣介石在軍事上的節節進逼，一九三六年五月，紅軍在渡河進攻山西失利，而退回陝西之後，兵力只剩三萬多人而已，並完全困在陝西的北部。紅軍糧彈不濟的情形非常的嚴重，迫使中共最後只有準備接受蔣介石的和談立場，國共在南京的合作談判，其實在當年十二月大體完成，由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返回陝北紅軍基地進行最後的確認。正在此時，卻突然爆發了由東北軍主導的西安事變。

17。3　東北軍受到不平的待遇

在當時的中國境內，出了蔣介石自己親手訓練栽培的中央軍之外，對於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忠誠度最高的，應該就是張學良所領導的東北軍，張學良有著一種強烈愛國的理想主義思想，以及對日本侵略與壓迫的反彈精神，因此才使他在東北易幟、中原大戰的歷史決定上，完全放棄軍閥勢力的利益考量，而選擇支援蔣介石，因而減少了中國內戰的代價。

而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為蔣介石（其實是為全中國）背上“不抵抗”的歷史罪名，而在熱河之戰中，鄭學良一句話就放棄全國第二大軍政勢力的領導位子，以減輕蔣介石政治責任，更是說明張學良對蔣介石的忠誠與對大局的顧全。當然蔣介石也為張學良付出不小的政治代價，也就是加深國民黨中兩廣軍政勢力的誤解，反蔣倒張成為一體的兩面。

由與東北軍的團結力量歷久不衰，日本視東北軍為威脅滿洲國的眼中釘，因此在塘沽協定中，壓迫國民政府將東北軍調離華北，蔣介石決定調東北軍擔任追剿紅軍的任務，在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召張學良回國，出任華中三省剿匪副司令，隨後又任命張學良出任武昌行營主任，與陳誠合作，負責進行中國軍隊的整編工作，者是蔣介石接受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積極的準備抗日軍力，而東北軍與中央軍成為第一批接受整編的部隊，因為東北軍擁有全國第一流的騎兵與炮兵部隊。

這時候是張學良最為認真維護蔣介石的時期，他以遊歐的見聞，倡言中國在政治過渡時間，需要採取義大利的法西斯領袖制度，才能統一國家加強建設，以準備與日本進行歷史決戰。張學良特別設立了“四維學會”的組織，奉蔣介石為領導人，鼓吹中國需要蔣介石成為法西斯的領袖，中國才能迅速地完成現代化，凝聚力量，準備抗日。

這種蔣張之間的密切關係，卻好景不長的發生激變，由於國民黨中最大勢力的“CC派”（陳果夫、立夫兄弟分別掌控黨務與教育系統，建立國民黨內最大派系），擔心張學良即擁有自己的軍隊，有組織支援蔣介石的派系力量，有可能會影響到自己派系的利益。因此對於張學良進行全面的打擊與抵制，而蔣介石中央軍的黃埔子弟兵，以及軍同等特務系統的領導人，也擔心張少帥真的會成為蔣的接班人，因此對張學良與蔣介石的關係，設法加以離間。加上一向反張學良的兩廣派與中央的恢復合作，也讓蔣介石必須對張學良疏遠一些，以維持勢力的平衡。

一九三五年年初，蔣介石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決定調派東北軍進入西北追剿紅軍，接著又免除張學良在武昌行營的職務，調張學良出任西安的剿匪副司令，與西北軍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負責對在陝北的紅軍，進行追剿的任務。

蔣介石更為錯誤的做法是，將中央派在東北軍中，人和關係極佳的參謀長錢大鈞私下調走（甚至沒有禮貌的先知會張學良），當時錢大鈞與張學良及東北軍關係融洽，下情上達容易，因此彼此少有摩擦與誤會。錢大鈞離開之後，中央派出晏道剛出任參謀長，不管晏的做法是對或錯，至少他那種盛氣凌人的“監軍”態度，就讓東北軍上下都無法接受，東北軍與中央政策起了嚴重的摩擦，也就逐漸形成難以解開的誤會了。於是蔣介石在他自己與東北軍之間，築起了危機的雷區，蔣所聽到的都是對東北軍負面的報道，東北軍所得知的，也全是蔣介石義斷情疏的訊息。陳立夫更是在這個危機發展上，出盡了所有的手段與力量。

蔣介石的這一系列措施，對於張學良與東北軍而言，都是一個難以接受的變化，東北軍不能長期忍受“誤國軍”的誣衊，因此全心希望能夠與日本一決死戰。當時蔣介石對於各個地方部隊，都是因地制宜地運用，而只有中央軍是隨任務而進行全國性的派遣。東北軍既非中央軍，而且決心抗日，因此將東北軍派到其它地方軍的地盤，不但受到排擠，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