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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局勢。日本之所以會突然與黃郛達成停戰協定，其實是它的兩面策略，一方面避免日軍全面地陷入中國戰場，一方面是設下圈套，先給黃郛交涉成功的機會，然後設法逼他逐漸地接受日本的政治計劃而領導華北自治運動。但是黃郛堅決不肯就範，而是儘量與日本週旋，日本則是不斷地利用機會，製造事端，給黃郛帶來沒完沒了的壓力。

而華北的宋哲元、韓復渠、閻錫山等軍政實力人物，原本對於南京國民政府有著舊仇，對於未來也有自己的打算與立場，所以並不是完全的認同與支援國民政府。因此他們在日本的壓力與利誘之下，經常有遊走中、日之間的政治舉動，這對於無兵無財的黃郛，造成了極大的壓力。特別是是在一九三三年年底，福建爆發了閩變，十九路軍宣佈獨立，建立“中華共和國”，華北的局勢立刻受到了影響。

當時華北的日軍，認為閩變造成了蔣介石南北無法兼顧的窘境，所以日軍立刻籍機加強壓力，推動華北自治；韓復渠等人更是熱中“聯省自救”，並且與廣州的分裂政府進行接觸與唱和，他們強力要求黃郛宣佈華北自治，脫離南京國民政府，但是被黃郛巧妙的以政治手腕拖延了下來，同時蔣介石以迅速的軍事手段，敉平閩變，因此才沒有進一步的造成中國再一次的分裂。

但是黃郛以一個文人，本身沒有軍隊支援，又處在這種內外困難交錯的狀況之下，其個人的名譽與家人的安全，更是經常地受到所謂“愛國志士”的羞辱、威脅與攻擊。他在不堪日本人一再的威逼之下，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因為身心俱疲而完全退出政壇。黃郛成功地靠著個人的外交手腕，先將華北政局穩定下來，再設法與日人周旋，完成淪陷的東北與中國的各種民間之交流協定，更為中國抗日的大戰略佈局，爭取到將近兩年寶貴的準備時間。。

這裡節錄幾段當時黃郛與蔣介石之間的電報，從電文中就可以知道，當時處理日本侵略華北局勢之艱難，而在談判桌上的折衝，甚至比戰場上的火併，還要慘烈＇4＇。

五月二十二日，黃郛在北平準備棄守前夕，向蔣介石報告的電文：

“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昨晚敬之兄（何應欽）召集軍事會議，已決定在白河線進行最後抵抗。但平津若動搖，則前在滬所商定之六百萬，事實上又成空話，（此為黃郛出面，與銀行團商借國民政府的緊急週轉金），財政如無新途徑，以資接濟，而維軍心，則全部華北情形，將不知紛亂至何程度，應請中央預為注意。郛等進止，尤須請示，北平既入戰區範圍，政整會自無工作餘地，現雖尚未成立，擬至必要時隨軍事機關轉達，或即南旋面陳經過。如何盼復。”

五月二十三日，黃郛在最後關頭與日方代表進行私人接觸，經過徹夜的談判，終於日本達成停戰草案之後，向蔣介石報告的另一電文：

“時局至昨日極險，軍心不固，士氣不振，內幕尤不堪聞問。日方決定本晨拂曉大舉進攻。故一時不得已，預備軍政兩機關移駐平漢線，兄（黃郛）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動搖，財政無辦法，糧餉之源絕。平漢、平綏、北寧、津浦各線之交通樞紐，盡落敵手，國土變色，地方糜爛，潰軍且將波及豫魯。種種不堪設想之後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已接精衛電略稱：‘只要不涉及承認偽國、割讓東四省問題，一切條件均可商定’。故於臨出發移駐之前，思為最後之努力，事機迫切，閒不容發。未及事前電商，至為惶恐。好在交涉僅以停戰為範圍，條文加意審慎，當不致大受指摘。然兄（黃郛）淚內流，兄膽如裂，想吾弟（蔣介石）亦必能想象也。”

就歷史而言，簽署塘沽協定，是暫時穩住了華北瀕於崩潰的局勢，使得中央政府有時間進行安內與全面抗日之部署，但這個協定也給與日本公然侵略華北一個法理與地緣的根據。而有心反對蔣介石的各個格局政治勢力，當然不會放過這個“罪證”。塘沽協定固然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但是有哪個批評者能夠站出來，告訴我們，在當時中國有什麼實力來拒絕簽約？而中國又憑什麼能與日本決戰？

由於汪精衛當時是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更是直接負起與日本交涉退讓的責任，因此後來從閩變的爆發，到國民黨五全大會的刺殺汪精衛事件，都是塘沽協定的後遺症。然而處在當時的局勢，誰又能為國家爭取到更好的條件呢？真真是“恨”中國到了這個地步，許多的政客與軍閥還不知奮鬥與團結＇5＇。

第十三章、談判桌上的折衝對抗

一九三三年四月，正當中日兩軍在長城沿線火併之際，南京的國民政府已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