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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終日與狎客詞臣，酣飲賦詩；後蜀孟昶，沉湎於歌舞，放蕩於伎樂；南唐的李璟、李煜，則更是不問國事，只知醇酒婦人的帝王，耽於安樂，迷於奢縱，一直到國破家亡。所以，侈汰浮靡、淫亂頹唐，是中原戰亂以外相對穩定的邊陲屬國，從統治者到貴族，到官僚階層，到士大夫的上層社會風尚。

《花間集》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出現，作家被潮流吸引，去寫這類香豔文字，讀者被潮流所導向，去買濃詞豔曲。然後，供求雙方的互動，驅使出版家為鈔票拼命。這樣，又對文###流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要錢要名的作家詩人又拼命炮製，惡性迴圈，便成為一股文學濁流。

中國文人這種集體無意識的盲動，是將任何事情都做到極致做到完蛋做到不知伊于胡底的推力。中國文學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不可救贖的命運，絕非危言聳聽，而是命中註定的必然。要知道中國文人這支隊伍，基本上是由農民和小市民組成的，而農民的短期行為和小市民的投機心理，決定了他們熱衷於寫貴族，寫官員，寫上層，寫白領，寫有錢的老闆，寫以上這各色人等的聲色犬馬。而所有這些從農民和小市民階層走出來的文人，沒有一個不朝思暮想當上假貴族，過上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幾乎絕大多數的作家詩人，無一不隨波逐流，為時尚和風氣所裹脅。

《花間集》所以能在文學史上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五代的詩人要稍稍高尚些，不那麼下作和下流。同樣，吳趼人有滋有味地寫了花花世界，固然品格不高，趣味低下，但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對於清朝的顢頇腐敗，列強之壓迫欺凌，世風之江河日下，百姓之民不聊生有生動的描述。這部舒憤懣的力作，也還是令讀者體念到他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激憤的文人，因此能夠與之產生強烈共鳴。

現在回過頭去看五代十國那半個世紀裡的文人，“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歐陽烱序），沉浸在綺筵幽會，含情無語，繡屏燈斜，錦帷鴛被，暮雨朝雲，舊歡新夢，晚逐香車，馳驟輕塵的無憂天堂裡，不過是閉著眼睛，背過臉去，不敢面對周邊現實的自我陶醉罷了。

幸虧只是五十多年，要是遷延五百年，中國文學早就壽終正寢了。

到了北宋，歐陽修就說：“唐之文，涉五季而弊。”　這裡所說的“弊”，也就是對追求綺麗，競作香豔，形成互相效尤的這股潮流的否定。正是這股潮流，造成一代作家對於時代，對於現實，對於大多數人生存狀態的失語。

到了南宋，陸游為當時出版的《花間集》作跋時，憤而寫道：“花間集，皆唐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嘆也哉！或者，出於無聊耶！笠澤翁書。”

歐陽修倡古文運動，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藝復興大師，陸游是飽經憂患、心繫元元的愛國詩人。他們對五代文人在民不聊生之際，竟寫出如此優哉遊哉的文字，頗多感慨，予以反思的同時，不禁表示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這種發自良知的聲音，是值得每個為文者深思的。

從魯迅《唐朝的釘梢》，聯絡到這部《花間集》，感慨良多：一、對於古人寫愛、寫情、寫性之長的認識；二、對於古人背離時代、背離現實、背離百姓之短的警惕。如果能給自己一點啟示，那真是大好事了。若如此，也許數百年後，不致被人罵我們這一代文人對於這個時代的失職吧！　唐朝的“苦迭打”

唐朝的釘梢（4）

唐朝的“苦迭打”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師長安的皇宮北門，也就是太極宮的玄武門，發動了一次爭奪皇位繼承權的武裝叛亂。這一場唐朝的“苦迭打”，　使得中國歷史上的“樣板”皇帝，正式登上“貞觀之治”的舞臺。

“苦迭打”，意即“政變”，為日文的外來語，是法文“coup　d’Etat”的音譯。上個世紀30年代，一些好時髦、好洋貨的知識分子，將它從東洋搬到中國來。和當下的中國文人一樣，要不說上幾個洋人的名字，要不寫出幾句洋人的詞語，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後沒有刷牙，滿嘴不自在的感覺一樣，成了一種數典忘祖的病態。

“苦迭打”一詞，到中國後，可能水土不服的緣故，很快就銷聲匿跡了。

然而，陰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個夏天，整個中國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體無意識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報遍地開花，如火如荼，蔚為大觀。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