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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起來了，西方內部的衝突證明你的“文明衝突論”失效。� 王建： 東西方衝突、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峙的時代，亨廷頓的這種思潮沒有市場，影響很大是冷戰以後的事，冷戰時沒有這個政治氣候。他現在是試圖解釋意識形態衝突後，還有世界性衝突的原因。� 喬良： 這是福山的《歷史終結之後》那本書試圖做的事。福山的東西意識形態色彩太濃，宣判的成分也太多。但亨廷頓的東西不是這樣，他其實是試圖超越意識形態衝突的思想，看得更遠一些，更深一些，但他看來顯然沒有意識到，不從現代經濟角度，不從利益衝突的角度，光談文明的衝突，從理論上就會太蒼白，也缺乏廣泛的說服力，這也許是亨廷頓理論一出就引起廣泛爭論的原因。� 李曉寧： 漢族為什麼跟匈奴打仗？兩邊市場貿易一停就會打起來。不交易，漢族這邊即便沒有皮子穿，沒有牛奶喝，也不會著大急。但匈奴人連糧都沒有了，鹽都沒了，他不劫掠沒法生存。 � 王建：北方匈奴是在發生自然災害，草木枯黃，牲口死了，沒飯吃了，才到漢族地區來劫掠。� 李曉寧： 生地開成熟地要好幾年。遊牧民族，草一吃完趕緊走，一走就到人家區域，去了倆人就打。更符合自然狀態，劫掠性非常強，英國人的特點就是這個。�&nbsp&nbsp

文明衝突不能狹隘地理解為宗教衝突�（2）

喬良：我理解的文明從根本上講正是你們描述的這些景象，其實就是生存方式。� 李曉寧： 幾千年來我們的文明一脈相承。我們是天朝大國，一家獨大，沒有多少結盟的歷史和經驗。然而，自西方列強打進中國這100多年來，面對這變化的世界，中國在外交結盟方面走了一條崎嶇的路。毛主席在外交結盟或背盟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開創了全新的格局。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這也是一大貢獻。 但在歐盟的設計中，就不是最高政治領袖來設計；　歐盟組成線路的幾個設計者，都是像艾波爾曼這樣的人，而不是希拉剋。希拉剋這些人一天處理公事都處理不過來，是艾波爾曼這些人把這個一點點做起來。� 王湘穗：文明是一種生存方式。� 王建： 古代就是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在中國是農業文明，羅馬民族也是農業文明，所有農業文明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包括飲食習慣，比如中國人和義大利都喜歡吃麵條，喜歡吃餅等麵食。農耕文明高出遊牧文明，對付遊牧民族的最好辦法，就是築城牆把他攔在外面。 比如中國就是修長城，從戰國一直到明都在修。而在羅馬帝國時代，當時凱撒派了他手下的一員大將，叫米利其安，在多瑙河和萊茵河中間的地方，帶了幾萬士兵，築了土城牆，跟咱們元大都的土城一樣，高3米，把哥特人擋在北方，這是農業民族對遊牧民族最有效的防禦方式。� 喬良： 對歷史，我一直有一種不能說有多少論據的猜想，就是在古代，開化民族總是終結於野蠻民族或者說後起民族的顛覆。中國有夏商周的更迭，元明清的交替，西方有亞歷山大對古波斯的征服。古羅馬的崛起與古埃及的衰落，以及哥特人對羅馬帝國的顛覆，無不如此。而每一個後起民族，一旦建立起一個新的帝國，並充分吸納了被它征服的文明或被這一文明同化之後，一般都會在短暫的強大之後走向腐敗，走向衰落。其中一個不為人窺破的秘密是：開化民族通常都是在它開始驕奢淫逸、腐敗墮落時，才會被後起民族所擊敗、所取代，而後起民族在取代之時，往往把前者的腐敗方式也如同遺傳密碼般一併繼承下來，最終成為它走向衰敗、從而導致它被更新的蠻族所顛覆取代的潛在原因，這差不多成了古代國家（不分中外）的一條規律。但有意思的是，西方工業革命發生，使英國成為當時最開化的國家之後，這一規律似乎反了過來，變成了文明開化國家對落後野蠻國家的征服和顛覆。落後就要捱打，成了一條新規律。現在，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們正在親歷它用自身的文明和強大去顛覆其他國家的過程。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歷史現象，似乎在暗合一個哲學的命題：二律背反。� 李曉寧： 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最大的不同在哪兒？農耕民族一般不大規模地拓殖，安土重遷，因為資源穩定。而遊牧民族一定要拓殖，因為資源不夠。進入工業化以後，也是因為資源不夠，歐洲才向外大肆擴張。英國本土有多少煤礦？能產多少羊毛？工業化後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你就得往外發展。我們的人口主要在長江、黃河、松花江、珠江流域居住。這裡的農業資源是全世界最好的。現在我們碰到最大的問題，是我們農村城市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