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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三）求實效：中國人是最講實利的，無論是不識字的鄉民，還是博學之士，對事對物的態度是一樣的——凡是一事一物必有它的用處。一個儒醫的經驗，和一個鄉間大夫的，原來差不很多；所不同者是儒醫能把陰陽五行也應用到醫藥上去。儒醫便是個立在古書與經驗之間求實利的一種不生不熟的東西。專研究醫理也好，專研究陰陽五行之說也好，前者是科學的，後者是玄學的；玄學也有它可供研究的價值與興趣。但是中國人不這樣辦；醫術是有用的，陰陽五行也非得有用不可；於是二者攜手，成為一種糊塗東西。

文人也是如此，他們讀書作文原為幹祿或遣興的，而他們一定要把那抽象的哲學名辭搬來應用——道啊，理啊等等總在筆尖上轉。文學就不準是種無所為，無所求的藝術嗎？不許。一件東西必定有用處，不然便不算一件東西；文學必須會幹點什麼，不拘是載道，還是說理，反正它得有用。（1）文以觀人：《文中子》說：“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照這麼說，在中國非君子便不許作文了。君子會作文不會，是個問題。可是中國人以為君子總是社會上的好人，為社會公益起見，“其文傲”的人是該驅逐出境的；這是為實利起見不得不如此的。

《詩史》曰：“詩之作也，窮通之分可觀：王建詩寒碎，故仕終不顯；李洞詩窮悴，故竟下第。”這又由社會轉到個人身上來了；原來評判詩文還可以帶著“相面”的！文學與別的東西一樣，據中國人看，是有實用的，所以攙入相術以求證實是自然的，不算怎麼奇怪。說窮話的必定倒楣，說大話的必定騰達顯貴，象西洋那些大悲劇家便都應該窮困夭死的。那Nostruggle，nodrama①在中國人看，是故意與自家過不去的。白居易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句，於是顧況便斷定他在那米貴的長安也可以居住了；文章的用處莫非只為吃飯麼？

“文藝是純然的生命的表現；是能夠全然離了外界的壓抑和強制，站在絕對自由的心境上，表現出個性來的唯一的世界。忘卻名利，除去奴隸根性，從一切羈絆束縛解放下來，這才能成文藝上的創作。必須進到那與留心著報章上的批評，算計著稿費之類的全然兩樣的心境，這才能成真的文藝作品；因為能做到僅被在自己的心裡燒著的感激和情熱所動，象天地創造的曙神所做的一樣程度的自己表現的世界，是隻有文藝而已。”（《苦悶的象徵》十三頁）

拿這一段話和我們的窮通壽夭說比一比，我們要發生什麼感想呢！

（2）文以載道明理：“《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是中國文人讀書的方法。無論讀什麼，讀者必須假冒為善的宣告：“我思無邪！”《詩》中之《風》本來是“出於里巷歌謠之作，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們的那點文學價值也就在這裡。但是中國讀詩的，非在男女之情以外，還加上些“刺美風化”，“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等不相干的話，不足以表示心思的正大。正象後世寫淫書的人，也必在第一回敘說些勸善懲淫的話頭，一樣的沒出息。有了這種心理，治文學的人自然忘了文學本身的欣賞，而看古文古詩中字字有深意、處處是訓誡；於是一面忘了研究文學到底是什麼，一面發了“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的志願。文以載道明理遂成了文人的信條。韓愈說：“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辭”，就是因為崇古的緣故，把自己也古代化了。周敦頤說：“文辭，藝也。道德，實也。”這有實用的道德真真把文藝毀苦了！這種論調與實行的結果，弄得中國文學：一，毫無生氣，只是互相摹擬；文是古的好，道也是古的好。二，只有格體的區分，少主義的標樹。把“道”放在不同的體格之下便算有了花樣變化，主義——道——是一定不變的。三，戲劇小說發達的極晚，極不完善，因為它們不古，不古自然也不合乎道，於是就少有人注意它們。四，文學批評沒有成為文藝的獨立一枝，因為文不過是載道之具，道有邪正，值得辯論；那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便不足道了。

廚川白村說過：“每逢世間有事情，一說什麼，便掏出藏在懷中的一種尺子來丈量。凡是不能恰恰相合的東西，便隨便地排斥，這樣輕佻浮薄的態度，就有首先改起的必要罷。”這一種尺子或者就是中國的“道”麼？誠如是，丟開這尺子，讓我們跑入文學的樂園，自由的呼吸那帶花香的空氣去吧！

以上是消極地指出中國文人評論文學所愛犯的毛病，也就是我們所應避免的。至於文學是什麼，和一些文學上的重要問題，都在後面逐漸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