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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萬事亨通”當然全是文學了！

再說，現在學術上的名辭多數是由外國文字譯過來的，不明白譯辭的原意，而勉強翻開中國字書，去找本來不是我們所有的東西的定義，豈非費力不討好。就以修辭學說吧，中國本來沒有這麼一種學問，而在西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亞里士多德是第一個有系統而科學的寫《修辭學》的。那麼，我們打算明白什麼是修辭學，是應當整個的研究自亞里士多德至近代西洋的修辭專書呢？還是應當只看《說文》中的“辭：說也，從�辛，�辛猶理辜也。修：飾也，從彡，攸聲”？或是引證《易經》上的“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就足以明白“修辭學”呢？名不正則言不順，用《易經》上的修辭二字來解釋有兩千多年曆史的修辭學，是張冠李戴，怎能有是處呢？

有人從言語構成上立論：中國語言本是單音的，所以這種按字尋義是不錯的。其實中國語言又何嘗完全是單音的呢？我們每說一句話，是一字一字的往外擠嗎？不是用許多的辭組織成一語嗎？為求人家聽得清楚，為語調的美好，為言語的豐富，由單字而成辭是必然的趨勢。在白話中我們連“桌”、“椅”這類的字也變成“桌子”、“椅子”了；難道應解作“桌與兒子”、“椅與兒子”麼？一個英國人和我學中國話，他把“可是”解作“可以是的”，便是受了信中國話是純粹單音的害處。經我告訴他：“可是”當“but”講，他才開始用辭典；由字典而辭典便是一個大進步。認清了這個，然後須由歷史上找出辭的來源；修辭學是亞里士多德首創的，便應當去由亞里士多德研究起；這才能免了誤會與無中生有。

（二）摘取古語作證：中國人的思路多是向後走的，凡事不由邏輯法辨證，只求“有詩為證”便足了事。這種習慣使中國思想永遠是轉圓圈的，永遠是混含的一貫，沒有徹底的認識。比如說，什麼叫“革命”？中國人不去讀革命史，不去研究革命理論；先到舊書裡搜尋，找到了：“湯武革命”，啊！這原來是中國固有的東西喲！於是心滿意足了；或者一高興也許引經據典的作篇革命論。這樣，對於革命怎能有清楚的認識呢！

文學？趕快掀書！《論語》上說：“文學子游、子夏。”嘔！文學有了出處，自然不要再去問文學到底是什麼了。向後走的思路只問古人說過沒有，不問對與不對，更不問古人所說的是否有明確的界說。古人怎能都說得對呢？都說得清楚呢？都能預知後事而預言一切呢？

段凌辰先生說得好：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引，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此所謂孔門四科也。文學與德行，言語，政事對舉，殆泛指一切知識學問，與今日所謂文學者有別。故邢癿《論語疏》曰：‘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此解可謂達其旨矣。更以遊、夏二子之自身證之。據《論語·陽貨篇》：‘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詩樂相通，子游似為文學之士。然樂本為儒家治世之具，其事亦無足怪。若證以《禮記·檀弓》，則子游實明禮之士耳。至於子夏，《論語·八佾》篇雖稱其‘可與言詩’，然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又漢代經師，多源出子夏，則子夏乃傳經之士也。《論語》其他論文之處甚多，其義亦同於斯。如《學而篇》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晏《集解》引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邢癿　《疏》曰：‘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是則六經為文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邢癿《疏》曰：‘子貢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有文彩形質著名，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故可得而聞也。’朱熹《論語集註》亦曰：‘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是則所謂文章，又越乎述作文辭之外。與《八佾》篇稱‘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泰伯》篇稱‘煥乎其有文章’。《子罕》篇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兼禮樂法度而言，其義相類。故《公冶長》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答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足見孔氏於‘文’字之解釋，固其廣泛矣。……”（《中國文學概論》第二篇）

從上一段文字看，只拿古人一句話來解說學術的內含是極欠妥當的，因為古人對於用字是有些隨便的地方。

拿單字的意思解釋辭的，弊在錯謬的分析；以古語證近代學術者，病在斷章取義，只求不違背古說，而忘了用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