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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西京雜記》）

前者由作家把賦分為兩等——詩人的與辭人的；後者把賦的形體和作者的資格提道一下；二者全沒說到賦在文學上的價值如何。

班固便簡直不承認賦的價值，他說：“……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竟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漢書·藝文志》）

賦本來是一種極笨重的東西，“竟為侈麗閎衍之詞”的判斷是不錯的；但是以失古詩諷諭之義來打倒它，仍是以實效立論，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所以鈴木虎雄說：“自孔子以來至漢末，都是不能離開道德以觀文學的，而且一般的文學者單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作為手段而承認其價值的。但到魏以後卻不然，文學底自身是有價值的底思想已經在這時期發生了。所以我以為魏底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自覺時代。”（《中國古代文藝論史》第二編第一章）那麼，我們就看一看魏晉六朝的文說：曹家父子有很高的文學天才，論文也有獨到之處。在曹丕的《典論·論文》裡，有三點可以叫我們注意的：（一）他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這是清清楚楚指出文的內容不同，作法也就有別。說理的文自然以條理清楚為主，而詩賦便當寫得美麗。他雖然沒有說出為什麼要如此，可是他真有了文學的欣賞，承認美是為文的要素之一。以前的人們是以體道而摹古，他現在是主張愛美的了。

“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兢馳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矜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行；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隋書·李諤上書正文體》）這是後世守道明理者對“詩賦欲麗”的反攻，仍要把文學附屬在道德之下，但適足以說明曹家父子對文學界的影響如何偉大了。（二）《典論·論文》裡又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曹丕與王朗書裡也說：“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這些話雖然沒有說出文學是認識生命、解釋生命的，可是承認了為文學而生活是值得的。自然這裡的名利計較還很深，但因求不朽之名以致力文章，實足以鼓舞起創作的興趣與勇氣。

（三）曹丕又說：“文以氣為主。”氣是什麼？很難斷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此語看出：為文的要件是由內心表現自己，不是為什麼道什麼理作宣傳。這裡至少是說文當以什麼為主，不是文當說明什麼；氣必是在文內的，道理等是外來的。

以上三點雖仍未說明文學是什麼，但是對於文學的認識，確已離開實效而專以文論文了。

以下討論陸機的《文賦》：陸機的《文賦》比近人的一開口便引“文，錯畫也”真夠高明的多了。他開口便是：“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這是說文是感物激情而發的，不是什麼“文者務為有補於世”。有深刻的觀察，有敏銳的情感，有觸於內心，那創作欲便起了火焰，便欲罷不能的非寫不可；那寫出來的便是物我的聯合。所以，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心有所感，便若痴若狂。想象與思維的聯合，使心靈盪漾在夢境裡。那方寸之地，忽然與宇宙同樣的廣大，上帝似的在創造一切；忽然縮斂，象一絲花蕊般細嫩，在春風裡吻著陽光。於是，

“籠天地於形內，掛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我們再看他對技術方面怎樣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這是體格不同，當配以相當的文字。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這是文辭音聲應求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