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3/4 頁)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這是一些文病。

但是為文到底有一定的規則沒有呢？他不肯武斷的說。他只說：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古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這似乎是說：文無定法，技有巧拙，要在審事達情，必求其適了。

統觀全文，可以看出兩個要點來：一，文學是心靈的產物，沒有心情的激動便沒有創造的可能。這個說法又比曹丕的以求不朽之名為創作的動機確切多了。二，作文的手段，如文字的配置，音聲的調和等，是必要的，不如是，文章便不會美好。

發於心靈，終於技術，這是《文賦》的要義。陸機雖沒能逐條詳加說明（假如他不用賦體作這篇文章，他一定會解說的更透徹一些；自然，也許因為不用賦體，它便不會傳流到現在），可是這些指示，對文學已有了相當的體認了解。我們可以替他下一條文學定義：文學是以美好的文字為心靈的表現。

《後漢書》的著者范曄，主張“以意為主，以文傳意”。（《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同時他拿“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去講究音調。

以意為主是重在講說什麼，便是要分別什麼是該說的與什麼是不該說的；這比以情為主的文學欣賞又低落了許多，因為文學的成功以怎樣寫出為主，說什麼是次要的。況且傳達“意”的自有哲學與科學，不必一定靠著文學。但是不論是文以情為主，是以意為主，他們——陸機，范曄——都由作家的立場來說文的主幹是什麼，不是替別人宣傳什麼文學以外的東西了；他們也全以為音調的講究為必要的。

音調的講究漸漸成了文學的重要問題。在《南齊書·陸厥傳》裡說：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沈約是四聲八病的首創者，這種講究看著雖然很纖巧，但是中國言語本是“聲的言語”；聲的調配實是叫文章美好的要件。當這“盛為文章”的時代，由主義而談到技術上去，是當然的步驟。這四聲八病的規定，雖叫文人只留意技術方面，可是這不能不算對言語的認識有了進步；文學本來是以言語為表現工具的，怎樣利用工具的研究是應有的。沈約答陸厥書裡說：“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殊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比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這明明是說聲韻的分析與利用是一種新的發現。

這技術上的講求，自然不算什麼了不得的事，但足以證明那時候文學確是成了獨立的藝術，一字一聲也不許隨便用了。這正象樂器的改善足以幫助音樂進步，光線顏色的研究叫畫家更足以充分的表現。自然，專修美工具是不能產生出偉大作品的，但這不能不算是藝術進展中必有的一步。

現在我們看蕭統的文說：他是很愛讀書的人，他並且把所見過的文章選出來，作一部模範讀本——《文選》。這個工作的第一步自然是要決定：“什麼是文”。他說：“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文選序》）

他一面推崇姬、孔，一面暗示出這些經藝根本不能算作純文學；於是託詞不敢芟夷剪截，輕輕的推在一邊。

還有：“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說理講哲學的著作，不是為愛好文學而作的，也就不取。（打倒了“以意為主”）。

“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這是說事實雖美，毫無統系，而且不是文學上有意的創作品，也就放在一邊。

“至於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史書是記載事實的，也不是純粹文學作品，所以也不取。

那麼，什麼樣的作品才合格呢？只有：“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方能被選。這個大膽的擇取，便把經，史，子，雜說，全驅到文學的華室之外，把六藝即文學的說法根本推翻。有想象的，有整個表現的，有辭藻的，才能算文；不如此的不算。這個規定把“文”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