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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篇》）《詩》的用處是幫助修辭的。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禮記·經解篇》）這是以詩為政治的工具。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篇》）《詩》不但可以教給人們以事父事君之道，且可以當動植物辭典用！

這樣，孔子既以《詩》為政治教育的工具，為一本有趣的教科書，所以他引用詩句時，也不大管詩句的真意，而是曲為比附，以達己意，正如古希臘詭辯家的利用荷馬。鈴木虎雄說得好：

“孔子當解釋詩，對於詩的原意特別注重把來安上一種政教上的特別的意義來應用。……例如述到逸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必評論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子罕篇》）原篇雖是說男女相思，因居室遠而相背的。對於這下一轉語，可說是相思底程度不夠，倘若真相思便沒有所謂遠這一回事的，恰如利用所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篇》）的意義一樣。政教下的談話成了乾燥無味（之談，而）①由此得救了。又在《大學》裡引《詩》雲：‘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商頌·玄鳥》）《詩》雲：‘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小雅·魚藻之什緡蠻》）也說：‘於止，知其所知，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大學》）掇拾‘止’字以利用《大學》的‘止於至善。’……子夏問到《詩》裡所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怎樣解釋，孔子答以：‘繪事後素。’子夏遂說道：‘禮後乎？’（《論語·八佾篇》）孔子又說子夏是‘可與言詩’的。甚至稱讚為‘起予者商也。’但這種問答詩底原意已被遺卻，只是借詩以作為自己講學上的說話而已。”（《中國古代文藝論史》第一編第四章）

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何等的美！可惜孔子不是個創作家，不是個文學批評家，所以沒有美的欣賞。有孔子這樣引領在前，後世文人自然是忽略了文學本身的欣賞，而去看古文古詩中字字有深意，處處有訓誡，於是文以載道明理便成了他們的信條。

周代諸子差不多都是自成一家之言。他們的文字雖然很好，象老子的簡練，莊子的馳暢，可是他們很少談到文學，而且有些藐視孔門的好古飾辭的，象“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莊子·禦寇篇》）之類。正是“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文選序》）只有孔子和他的幾個門徒是以由考古傳經而得致太平之術的，於是討論詩文也成了他們的附帶作業。他們是整理古著從而證明他們的哲學，對於文學的創作與認識是不大注意的。他們的功勞是儲存了古禮古樂古詩，且加以研究；他們的壞處是把禮樂與文學全作了政治思想的犧牲品。“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關雎序》）詩的用處越來越擴大了！他們能作得出：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離騷》）

那用“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來解釋《離騷》的，也是深受孔門說詩的毒——這點毒氣至今也沒掃除淨盡！

漢魏六朝文論：漢代崇儒，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六藝都是文學，失去獨立的領域。這時候的傳詩的人們，分頭去宣傳自家師說；《關雎》到底是說某夫人的事，《宛丘》到底是譏刺誰，是他們研究與爭論的要點；《詩》已成了“經”，它的文學價值如何，沒有什麼人過問了。

這時代的文學作品要算賦最出風頭。對於賦的批評有揚雄的：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揚子《法言·吾子篇》）

有司馬相如的：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