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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作品——都有大毛病。它們最大的毛病是不完全，這個毛病是屠格涅夫與福祿貝所避免的。”（Books　Persons）①是的，寫實派的寫家熱心於社會往往忘了他是個藝術家。古典主義的作品是無處忘了美，浪漫主義的往往因好奇而破壞了美，寫實主義的是常因求實而不顧形式。況且，寫實家要處處真實，因而往往故意的搜求人類的醜惡；他的目的在給人一個完整的圖畫，可是他失敗了，因為他只寫了黑暗那方面。我們在佐拉的作品便可看到，他的人物是壞人，強盜，妓女，醉漢，等等；而沒有一個偉大的人與高尚的靈魂，沒有一件可喜的事，這是實在的情形嗎？還有一層，專看社會，社會既是不完善的，作家便不由的想改造；既想改造，便很容易由冷酷的寫真，走入改造的宣傳與訓誨。這樣，作者便由客觀的描寫改為主觀的鼓吹，因而浮淺的感情與哲學攙入作品之中，而失了深刻的感動力，這是很不上算的事。能完全寫實而不用刺激的方法，沒有一筆離開真實，沒有一筆是誇大的，真是不容易的事；俄國的柴霍甫（Tchehkoff）②似乎已做到這一步，但是，他就算絕對的寫實家嗎？他的態度，據本內特看，是：“我看生命是好的。我不要改變它。我將它照樣寫下來。”但是，有幾個寫實家這麼馴順呢？

嚴格的說，完全寫實是做不到的事。寫實家之所以成為寫實家，因他能有深刻的觀察，與革命的理想，他才能才敢寫實；這需要極偉大的天才與思想；有些小才幹的便能寫個浪漫的故事；象俄國那幾個大寫實家是全世界上有數的人物。既然寫實家必須有天才與思想，他的天才與思想便往往使他飛入浪漫的境界中，使他由客觀的變為主觀的。杜思妥亦夫斯基的傑作《罪惡與懲罰》，是寫實的，但處處故作驚人之筆，使人得到似讀偵探小說的刺激。而且這本書中的人物——在The　Brothers　Karamazoff中亦然——有幾個是很有詩意的；他的人物所負的使命，他們自己未必這樣明瞭，而是在他的心目中如此，因為他是極有思想的人，他們便是他的思想的代表者與化身。創造者給他的人物以靈魂與生力，這靈魂與生力多是理想的。反過來說，浪漫派的作品也要基於真實，因為沒有真實便不能使人信服，感動。那麼，就是說浪漫與寫實的分別只是程度上的，不是種類上的，也無所不可吧。Lafcadio　Hearn（小泉八雲）①說：“自然派是死了；只有佐拉還活著，他活著因為他個人的天才——並不是‘自然’的。”（LifeandLiterature）②這是很有見識與趣味的話。

寫實作品還有一個危險，就是專求寫真而忽略了文藝的永久性。凡偉大的藝術品是不易被時間殺死的。寫實作品呢，目的在寫當時社會的真象，但是時代變了，這些當時以為最有趣的事與最新的思想便成了陳死物，不再惹人注意。在這一點上，寫實作品——假如專靠寫實——反不如浪漫作品的生命那樣久遠了，因為想象與熱情總是比瑣屑事實更有感動力。小泉八雲說：“佐拉的名望，在一八七五與一八九五年之間最為顯赫，但現在已經殘敗了……這個低落是在情理中的，因為他所表現的事與用語的大部分已成了歷史的。法國在第二帝國的政治黑暗已與我們無關；自然科學也不復為神聖的；遺傳律也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樣不能克服了；社會的罪惡也不是那樣黑暗，他所以為罪惡的也不盡是罪惡；他所想的救濟方法也不見得真那麼有效……”（European　Literature　inthe　Nineteenth　Century）①在這裡，我們得到了一個警告。

對於寫實主義的攻擊，我們再引幾句話：“這個自然主義的運動，在浪漫主義稍微走到極端，它的腳跟逐漸將離開地上去，猛然抬起頭來了……這個運動，無妨說是將近代的內部生活，由一個極端轉移到一個極端的。即是從溺惑個性，轉向拜倒環境的……這種傾向也有短處。第一是：自然主義所主張的純客觀的立場，這是人所做不到的事……。那裡無論如何會生出不容其有地質學者對於一個岩石所能持的態度似的客觀態度的。研究社會的現象時，固可以說易為（例如社會學，法理學，政治學之類），可是一旦向其鋒尖於一個人的心的動作時，第一，物件就成了非常特殊的東西，所以就要生出難點。這麼一來，和前面所說的自然科學的根本方針，就不得不弄出矛盾來了。象福祿貝和莫泊桑，都是被視為自然主義文學者的巨頭的人，但是拿起兩者的作品來一看，也許任何人都能夠分別彼此各人所帶的味兒似的東西吧。可以看出十分的差異，叫你想到：若將莫泊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