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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經過那裡可以看見閉鎖的宮殿，與那細柳新蒲，但是“為誰綠”這一問，便把靜物與靜物之間添上一段深摯的感情，引起一些歷史上的慨嘆。這是想象。只這兩句便可以抵得一篇《蕪城賦》！

想象，它是文人的心深入於人心、世故、自然，去把真理捉住。他的作品的形式是個想象中煉成的一單位，便是上帝造萬物的計劃；作品中的各部各節是想象中煉成的花的瓣，水的波；作品中的字句是想象中煉成的鸚鵡的羽彩，晚霞的光色。這便叫作想象的結構，想象的處置，與想象的表現。完成這三步才能成為偉大的文藝作品。

感情與美是文藝的一對翅膀，想象是使它們飛起來的那點能力；文學是必須能飛起的東西。使人欣悅是文學的目的，把人帶起來與它一同飛翔才能使人欣喜。感情，美，想象，（結構，處置，表現）是文學的三個特質。

知道了文學特質，便知道怎樣認識文學了。文學須有道德的目的與文學是使人欣悅的問題爭鬥了多少世紀了，到底誰戰勝了？看看文學的特質自然會曉得的。文學的批評拿什麼作基礎？不論是批評一個文藝作品，還是決定一個作家是否有天才，都要拿這些特質作裁判的根本條件。文學的功能是什麼？是載道？是教訓？是解釋人生？拿文學特質來決定，自然會得到妥當的答案的。文學中的問題多得很，從任何方面看都可以引起一些辯論：形式，風格，幽默，思想，結構……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可是討論這些問題都不能離開文學特質；抽出文藝問題中的一點而去憑空的發議論，便是離天文學而談文學；文藝是一個，凡是文藝必須與文學特質相合。批評一個作品必須看作者在這作品中完成了文學的目的沒有；建設一個文學理論必須由多少文藝作品找出文學必具的條件，這是認識文學的正路。

要認識或欣賞文藝，必須由文藝本身為起點，因為只有文藝本身是文學特質的真正說明者。文藝的社會背景，作家的歷史，都足以幫助我們能更多認識一些作品的價值，但是這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即使沒有這一層工作，文藝本身的價值並不減少。設若我們專追求文藝的歷史與社會背景，而不看文藝的本身，其危險便足以使人忘了文學而談些不相干的事。胡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是有價值的，因為它能增加我們對《紅樓夢》的欣賞。但是，這只是對於讀者而言，至於《紅樓夢》本身的價值，它並不因此而增多一些；有些人專從文學眼光讀《紅樓夢》，他們所得到的未必不比胡適之先生所得到的更多。至於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便是猜謎的工作了，是專由文藝本身所沒說到的事去設想；設若文人的心血都花費在製造謎語，文人未免太愚了。文人要說什麼便在作品中說出來，說得漂亮與否，美滿與否，筆尖帶著感情與否，這是我們要注意的。文人美滿的說出來他所要說的，便是他的成功；他若缺乏藝術的才幹，便不能圓滿而動人的說出，便是失敗。文學本身是文學特質的唯一的寄存處。

第五講　文學的創造

柏拉圖為追求正義與至善，所以拿社會的所需規定藝術的價值：凡對社會道德有幫助的便是好的，反之就不好。他注意藝術只因藝術能改善公民的品德。藝術不是什麼獨立的創造，而是摹擬；有許多東西是美麗的，可是絕對的美只有一個。這個絕對的美只能在心中體認，不能用什麼代表出來；表現美的東西只是藝術家的摹仿，不是美的本體。因此，藝術的創造是不能有的事。

但是，藝術家怎樣摹仿？柏拉圖說：“詩人是個輕而有翼的神物，非到了受了啟示，忘了自己的心覺，不能有所發明；非到了這忘形的地步，他是毫無力量，不能說出他的靈咒。”（Ion）①這豈不是說創造時的喜悅使人若瘋若痴麼？創造家被創造欲逼迫得繞床狂走，或捋掉了吟髭，不是常有的事麼？柏拉圖設若抱定這個說法，他必不難窺透創造時的心情，而承認創造是生活的動力。W．Blake說：“柏拉圖假蘇格拉底司之口，說詩人與預言家並不知道或明白他們所寫的說的；這是個不近情理的錯誤。假如他們不明白，難道比他們低卑的人可以叫作明白的嗎？”

但是柏拉圖太看重他的哲學：雖然藝術家受了神的啟示能忘了自己，但是他只能摹擬那最高最完全最美的一些影子。我們不能佩服這個說法。試看一個野蠻人畫一個東西，他自然不會畫得很正確，但是他在這不很正確的表現中添上一點東西——他自己對於物的覺得。不論他畫得多麼不好，他這個圖畫必定比原照像多著一點東西，照像是機械的，而圖畫是人對物之特點特質的直覺，或者說“妙悟”；它必不完全是摹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