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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正確；而是要待文學家給它這些個好處的構成力。那“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原是八個極普通的字，可是作成多麼偉大的一幅圖畫！只有能覺得這簡素而偉大之美的蘇東坡才能這樣寫出，不是個個人都能辦到的。那構思十稔而作成《三都賦》的左太沖，恐怕只是苦心搜求字眼，而心中實無所有吧？看他的“樹則有木蘭梫桂杞櫹桐棕椏楔樅”等等，字是找了不少，可是到底能給我們一個美好的圖畫，象“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那樣的美妙嗎？這砌牆似的堆字，不能產生出活文學來，足以反證出風格不只是以修辭為能事的。那麼，風格是什麼呢？我們看瑞得（Herbert　Read）①怎麼說：“一切修辭的技術都是個人的，它們基於寫家的特異的本能與心性的習慣。”他又說：“一個慣語是個人所特有的，正如言語中之慣語是某種言語所特有的。正如一言語之慣語不能譯成別種言語之慣語而無損於本意，一寫家的慣語亦然，也是他個人所有的，不能被別個寫家所抄襲或偷取去的。”（English　Prose　Style）②這裡所謂的慣語，就是寫家個人所愛用的言語；人與人的感情不同，思路不同，所以每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種言語。這幾句話更能把風格之所以為特異的說得清楚一些。

說到這裡，我們要問：風格到底應當怎樣才算好呢？我們已看到劉勰所提出的八條：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除了對“輕靡”他說：“浮文弱植，縹渺附俗者也。”似乎是要不得的，其餘的七條都是可取的。但是這可取的七種就足以包括一切嗎？不能！就是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恐怕也還沒有把詩的風格說盡吧？那麼，我們應當怎樣認識風格？怎樣分析它？怎樣得個標準的風格呢？請不要費這個事吧！給風格立標準，便根本與“人是風格”相反；因為“各師成心，其異若面”是不容有一種標準風格的。我們只能說文章有風格，或沒有風格，這是絕對的，不是相對的。有風格的是文學，沒有風格的不成文學，“風格都是降服讀者的唯一工具”。一個寫家的人格是自己的，他的時代社會等也是他自己的，他的風格只能被我們覺到與欣賞，而是不能與別人比較的，所以汪師韓的《詩學纂聞》裡說：“一人有一人之詩，一時有一時之詩，故誦其詩可以知其人論其世也。”這樣，以古人的風格特點為我們摹擬的便利，是丟失了個人，同時也忘了歷史的觀念。曹丕說過：“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論·論文》）風格也是如此：雖有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風格從何處得來呢？在前面引的一段裡，劉勰提出才，氣，學，習四項。對於“才”呢，我們沒有什麼可說的，因為文學家必須有才；才的不同，所以作品的風格也不一樣。關於“氣”呢，劉勰說：“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文心雕龍·體性篇》）這似乎是指“氣質”而言。氣質不同，風格便成為獨有的，特異的，正與瑞得所說的相合。至於“習”，也與氣質差不多，不過氣質是自內而外的，習是由外而內的，二者的作用是相同的。對於“學”，我們應當討論一下。

“學”是沒人反對的；但是“學”是否有關於風格呢？莎士比亞是沒有什麼學問的，而有極好的風格；但丁是很有學問的，也有風格；Saintsbury①是很有學問的，而沒有風格。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叫我們怎樣決定這問題呢？這裡，我們應該把“學”字分析一下：第一，“學”解作“學問”；第二，“學”是學習的意思。對於第一個解釋，我們已提出莎士比亞與但丁等為例，是個不好解決的問題。我們再進一步把這個再分為兩層：“學問”與學文學的關係，和學問與風格的關係。我們對這兩層先引幾句話來看看，在《師友詩傳錄》裡有這麼一段，郎廷槐問：“問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為學力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開後學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近時風氣頹波，惟夫子一言，以為砥柱。”

王阮亭答：

“司空表聖雲：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楊子云雲：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獺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張歷友答：

“嚴羽《滄浪》有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得於先天者，才性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貫穿百萬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