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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然而真正的文學者所以能夠使任何材料成為對於我們有興趣的東西，是靠了他的處理法，即注入那處理法裡面的他的人格底要素。我們只埋頭在那材料——即其中的事實、討論、報告——裡面是決不能獲得嚴格的意味的文學的。文學所以為文學，並不在於作者所以告訴我們的東西，乃在於作者怎樣告訴我們的告訴法。換一句話，是在於作者注入那作品裡面的獨自的性質或魔力到若干的程度；這個他的獨自的性質或魔力，是他自己的靈的賜物，不能從作品離開的一種東西，是象鳥羽的光澤、花瓣的紋理一般的根本的一種東西。蜜蜂從花裡所得來的，並不是蜜，只是一種甜汁；蜜蜂必須把它自己的少量的分泌物即所謂蟻酸者注入在這甜汁裡。就是把這單是甜的汁改造為蜜的，是蜜蜂的特殊的人格底寄予。在文學者作品裡面的日常生活的事實和經驗，也是被用了與這同樣的方法改變而且高尚化的。”（依章錫琛譯文，見章譯本間久雄《文學概論》第一編第四章）

“怎樣告訴”便是風格的特點。這怎樣告訴並不僅是字面上的，而是怎樣思想的結果；就是作者的全部人格伏在裡面。那古典派的寫家總是選擇高尚的材料，用整潔調和的手段去寫述。那自然派的便從任何事物中取材，無貴無賤，一視同仁。可是，這不同的手段的成功與否，全憑寫家自己的人格怎樣去催動他所用的材料：使高貴的，或平凡的人物事實能成為不朽的，是作者個人的本領，是個人人格的表現。他們的社會時代哲學儘可充分不同，可是他們的成功與否要看他們是否能藝術的自己表現；換句話說：無論他們的社會時代哲學怎樣不同，他們的表現能力必是由這“怎樣告訴”而定。

這樣，我們頗可以從風格上判定什麼是文學，什麼不是文學。比如我們讀報紙上的新聞吧，我們看不出記者的人格來，而只注意於事實的真確與否，因為記者的責任是真誠的報告，不容他自由運用他的想象——自然，有許多好的報紙對於文章的好壞也是注意的。反之，我們讀——就說杜甫的詩吧，我們於那風景人物之外，不由的想到杜甫的人格。他的人格，說也玄妙，在字句之間隨時發現，好象一字一句莫非杜甫心中的一動一顫。那“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下面還伏著個“無邊”、“不盡”的詩人的心。那森嚴廣大的景物，是那偉大心靈的外展；有這偉大的心，才有這偉大的景物之覺得，才有這偉大的筆調。心，那麼，是不可少的；獨自在自然中採取權料，採來之後，慢慢修正，從字面到心覺，從心覺到字面；所以寫出來的是文字，也是靈魂。這就是Longinus所謂“文學中的思想與言語是多為互相環抱的。”（De　Sublimitate30．1．①）也就是所謂言語為靈魂的化身之意。

據Croce②的哲學：藝術無非是直覺，或者說是印象的發表。心是老在那裡構成直覺，經精神促迫它，它便變成藝術。這個論調雖有些偏於玄學的，可是卻足以說明藝術以心靈為原動力，及個人風格之所以為獨立不倚的。因為天才與個性的不同，表現的力量與方向也便不同，所以象劉勰所說：“賈生俊發，故文潔而休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文心雕龍·體性篇》）自有一些道理。那浪漫派作品與自然派作品，也是心的傾向不同，因而手段也就有別。偏於理想的，他的心靈每向上飛，自然顯出浪漫；偏於求實的，他的心靈每向下看，作品自然是寫實的。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兩種人——好理想的及求實的——恐怕是自有人類以來，直至人類滅毀之日，永遠是對面立著，誰也不佩服誰的吧？那麼，因為寫家的個性不同，寫品也就永遠不會有什麼正統異派之別吧？

風格，或者有許多人這麼想，不過是文學上的修飾，精細的表現而已。其實不是：風格是以個性為出發點，不僅是文字技巧上的那點小巧。不錯，有人是主張“美的是艱苦的”，象Flaubert①的：“無論你要說什麼一件事，那裡只有一個名詞去代表它，只有一個動詞去活動它，只有一個形容詞去限制它。最重要的是找這個名詞，這個動詞，這個形容詞，直到找著為止，而且這找到的是比別的一切都滿意的。”但是，這決不是說：去掀開字典由頭至尾去找一遍，而是那文人心靈的運用，把最好的思想用最好的言語傳達出來。設若有兩個文人同時對同一事物作這樣的工作，他們所找到的也許完全不相同吧？普通的事物本來有普通的字代表，可是文學家由他自己的心靈，把文字另煉造一番，這普通的字便也有了文學的氣味。言語的本身並不能夠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