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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融資拯救計劃完成時,培生集團擁有拉扎德投資銀行倫敦支行80%的股權,另外的20%則由拉扎德投資銀行巴黎支行持有。但是8個月後,拉扎德投資銀行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4月月末,在英格蘭銀行財政委員會的會議結束前,諾曼在會上免去了三名成員的職務,“然後向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通告了一條訊息,並且宣告為了維護城市的信用,該訊息不得向常務委員會或高階法院公開”。英格蘭銀行財政委員會通告的秘密訊息是:“拉扎德投資銀行巴黎支行現在遇到了麻煩,急需200萬英鎊資金以保持繼續經營,但是該行為了維持信用,不能在巴黎借款。”因此,英格蘭銀行再次涉足拉扎德事務,向拉扎德投資銀行巴黎支行提供了100萬英鎊的貸款,以巴黎運抵倫敦的“法國證券”作為這些款項的抵押物。美國國民地方銀行在審查了拉扎德投資銀行巴黎支行的“資產負債表和股東名單後”,向其提供了100萬貸款,以此資助該銀行。拉扎德投資銀行巴黎支行急需的200萬英鎊就這樣湊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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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節:1 大 佬(17)
關於拉扎德投資銀行再次瀕臨破產的風聲從未向新聞界或拉扎德投資銀行的對手洩露過。當時沒有任何文章報道拉扎德投資銀行面臨的危機,這也正是英格蘭銀行的真正意圖所在—避免大範圍的金融恐慌。雨果·金德斯利是羅伯特·金德斯利的孫子,也是拉扎德投資銀行的長期合夥人。他曾就此這樣說過,拉扎德投資銀行發生危機的訊息從未向外界洩露過,這一直讓他非常驚訝,不過這也正是他祖父所期望的效果。
1933年10月5日,正值51歲壯年的考德雷子爵二世—本名威特曼·哈羅德·彌勒·皮爾遜,為威特曼·皮爾遜之子—意外過世,他的遺囑執行人要求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對子爵生前在拉扎德投資銀行持有的股份進行估值。長達14頁的估值報告顯示,在考德雷子爵二世過世時,培生集團全額擁有拉扎德投資銀行倫敦支行發行在外的股份(共337 500股),而不僅僅是該支行80%的股份。由此推知,為了解決1932年5月拉扎德投資銀行巴黎支行的危機,巴黎支行所持有的倫敦支行的20%股份已經被全部轉讓。此外,會計報告顯示,拉扎德投資銀行倫敦支行對奧地利信貸銀行的貸款額實際達到了20萬英鎊,而非4萬英鎊,但是能夠收回的款項僅為貸款額的20%。
根據這份報告,拉扎德投資銀行倫敦支行在當時的估值非常低,德勤將拉扎德投資銀行倫敦支行全部股份(337 500股)的估值定為931 250英鎊。這個估值是有確鑿根據的:前兩年的危機已經導致拉扎德投資銀行巴黎支行和倫敦支行的常務合夥人失去了拉扎德投資銀行倫敦支行的全部股份。
由於倫敦支行債券的發行以及歐洲經濟的改善,拉扎德投資銀行倫敦支行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一點點恢復活力。隨著時間的流逝,它所欠的英格蘭銀行的債務也得以清償。
我們很難了解拉扎德投資銀行紐約支行在拯救倫敦支行的行動中所發揮的作用。沒有任何公開資料顯示紐約支行的參與情況,僅有的線索只是英格蘭銀行的“秘密”會議記錄,其中顯示紐約支行將注資100萬英鎊。米歇爾·戴維-韋爾相信,弗蘭克·阿爾茲切爾和紐約的合夥人們一定也應要求提供了相應的援助,但由於經濟環境不佳,他們的援助相對而言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紐約的合夥人肯定怒不可遏,”米歇爾這樣解釋道,“好不容易熬過了大蕭條後,他們在沒有得到任何解釋的情況下就被要求向歐洲送錢,這肯定導致巴黎支行和紐約支行之間的氣氛非常不友好。”阿爾茲切爾的許多信件都避擴音及1931年和1932年間巴黎支行及倫敦支行所發生的事件。而且從1931年3月30日到1934年4月13日,阿爾茲切爾和遠在巴黎、倫敦的合夥人之間確實沒有任何通訊聯絡。
但是在1931年8月10日,紐約支行和倫敦支行向阿爾茲切爾傳送了一封秘密電報,這封電報似乎與倫敦支行的危機有關。電報原文使用了密碼,解密後的電文充滿了一種絕望的情緒:“英格蘭銀行對倫敦支行施以援手後的幾周,在日益惡化的事態面前,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只是應急的權宜之計,而不是出於維護銀行聲譽的考慮。我們現狀堪憂,而且我們認為改變我們當前狀況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此外,我們認為,如果巴黎支行能在剛開始情況比較樂觀的時候向法國中央銀行借款,然後將款項用於解救危難,那麼巴黎支行的情況會大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