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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的程度，而且竭力假裝正派，深惡痛絕它所不喜歡的文體，例如歷史小

說之類。1811　年12　月，拿破崙為此大為生氣：書報檢查應只限於取締誹謗

文字，“在其它方面應准許自由議論”。這個訓斥產生了效果：1811　年將近

百分之十二的手稿被禁止出版；1812　年這個比例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在這

①　嫌疑犯法律是1793　年9　月17　日國民公會透過的法律，是雅各賓專政的重要恐怖措施之一。——譯者

②　西爾萬·馬雷夏爾（1750—1803　年）在1789　年革命前已是有名的無神論者、詩人、政論家，大革命期

間先後加入過“社會小組”、艾貝爾派，反對過羅伯斯庇爾；1795　年加入巴貝夫領導的平等派運動，《無

神論者字典》是他主要著作之一。——譯者

一點上，拿破崙又比他的屬下人員顯得更為開明些，事實上這對他來說是輕

而易舉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保持了開明專制的最優良的傳統。但是，政府依

然反對閱覽室、租書店，尤其是反對賣書的小攤販：因為它認識到曆書和通

俗彩畫的重要性，並且也不放過識字課本。元老院也設有一個維護出版自由

的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毫不起作用。至於戲劇界是各派常易發生衝突的場

所，也不能倖免。1805　年拿破崙要求富歇“從公眾道德上”對莫扎特的《唐

璜》發表意見，而布里福寫的《唐桑切》由於西班牙戰爭而不得不把劇名改

為《亞述的尼納斯》。

總而言之，帝國政府發展並改善了執政府工作，同時也加強了執政府的

專斷性。公眾的任何自由權利不復存在，但信仰自由除外，因為宗教的不容

忍勢必使國家失去優秀的公職人員，從而會有損於國家；而且還不應該攻擊

眾所共奉的宗教，不應該公開主張無神論或參加分裂的“小教會”。帝國政

府的專制並不使剛剛經歷過舊制度和革命風暴的法國人感到十分驚訝；再者

他們知道其它國家處境幾乎相同。帝國政府所獨具的特色就在於機構簡單，

能迅速調整機器：這種特色要歸功於大革命，因為大革命掃清了舊制度的各

種混亂的機構和種種特權，才有可能建立新的機構。

二、財政與國民經濟

金錢是戰爭的命脈，何況路易十六的先例已經證明，國家財政的一次危

機可能對政權是個致命的打擊。開明專制君主的模範弗里德里希二世對財政

就一直非常小心；他比較喜歡間接稅，因為間接稅較易徵收，能提供更正規

的收入，也更受統治階級的歡迎。拿破崙也是這樣乾的。從1804　年到1812

年他減少了土地稅和動產稅，這樣做對他有利之處是把立法院的同意權淪為

純粹形式。此外他準備合理地分派土地稅，最後於1807　年著手編制地籍冊，

這就滿足了1789　年陳情書中的主要要求之一；拿破崙為此項工作花費了五千

五百萬法郎，但能完成此項工作者不超過五至六千個公社。

一開始，戈丹就曾向拿破崙建議恢復消費稅；但是這種稅收是如此不得

民心，以致拿破崙在1804　年從前不敢冒險恢復它。共和十二年風月五日（1804

年2　月25　日），設立了“綜合消費稅局”，由南特的弗朗塞任局長。首先開

徵飲料稅，稅率不高，但必須要有庫存清單；在國家的許可下，大革命前承

包捐稅的“酒窖耗子”恢復了他們的職能；徵稅方法有所改變，稅率於1806

年和1808　年有所增加。1806　年又增徵鹽稅以彌補取消了的中途轉運稅。在

增加了菸草稅之後，1810　年終於恢復了菸草專賣。這一年，“綜合消費稅”

的收入似乎明顯地超過直接稅的收入，關稅還不計算在內。人民的不滿情緒

十分強烈，激起了不止一次的騷動。另一方面，有產者可以察覺到直接稅的

減輕只是表面現象，因為國家的一部分支出轉移到了地方預算的專案上，譬

如一部分的宗教經費、土地清查、運河、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