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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犯人中，皇帝釋放了一百四十五人；1812　年，在三百一十四人中

釋放了二十九人；1814　年估計有二千五百名囚犯。至於元老院負責維護個人

自由的委員會，它並不主動要求調閱囚犯的名單，而只是在接到請願書後才

進行干預；1804　年，委員會在一百一十六名請願者中使四十四人獲得了釋

放；富歇的消極抵抗很快就使委員會感到沮喪。總之，從1800　年到1814　年

法國生活在嫌疑犯法律①的制度下；但是拿破崙注意在執行時不要擴大化，他

明白恐怖如果只打擊一小部分人就不會引起反對，而且也不會因此而影響其

效果。

能說會寫的人特別引起注意。法蘭西科學總院曾如此信賴拿破崙，也未

能得到寬待；自1803　年起取消了政治和倫理學部；1805　年拉朗德重印了馬

雷夏爾②的《無神論者字典》之後，皇帝譴責他“老邁昏庸”，並且禁止他出

版任何作品；夏託勃里昂就任法蘭西科學總院院士的演說詞（其實已禁止他

宣讀）激怒了拿破崙，拿破崙威脅要取締語言和文學學部（即革命前的法蘭

西科學院），斥之為“一個討厭的俱樂部”。每個沙龍里都有警察局的密探，

院士艾斯曼納爾也是其中之一。至於律師，拿破崙憎恨他們：“這是一夥肇

事分子，是罪惡與叛逆的禍首。。我想把那用來反對政府的律師舌頭割下

來。”1804　年，他強制律師向法庭申請註冊；直到1810　年12　月14　日他才

又准許他們選出律師公會會長和一個紀律管理委員會；即使那樣，他們還是

只能向檢察長提出候選人，法庭也還是有權懲處他們。

拿破崙同樣地討厭“印刷品，因為它訴諸輿論而不訴諸當局”。他寫信

給歐仁說：“必須印刷得很少，越少越好。”從1805　年開始，各報必須向警

察局呈報帳目，並繳出三分之一的收益，以支付負責監視它們的政府代表的

薪俸；1807　年夏託勃里昂的一篇文章使得《信使報》遭到取締；1810　年8

月決定每郡只許有一種報紙，因此一百多種報紙停刊了；10　月，薩瓦里迫使

巴黎的報刊減少到四種，其中還包括《政府通報》；1811　年2　月，這四報之

一的原《論辯報》從貝爾坦兄弟的手中奪了過來，因為他們有私通英國的嫌

疑，該報改組為合股經營，警察當局取得了三分之一股份，改名為《帝國報》；

9　月，《巴黎日報》和《法蘭西報》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為了控制書籍的出

版，1805　年再次強制印刷商領取可撤銷的個人執照並宣誓效忠；警察當局可

以隨意決定沒收他們的印刷品；富歇在他原有的新聞局外，又增設了一個諮

詢局，進入該局的有勒蒙泰、拉克雷泰爾和艾斯曼納爾。

正式的書報檢查可能比警察專斷的行為較為可取；1810　年2　月5　日，皇

帝終於決定建立正式的書報檢查制度；他成立了出版管理署，首先委派波塔

利斯的兒子主持，然後是前郡守波默勒爾，並設立了一些“帝國檢查官”，

其中包括一個神學家；在外省則郡守仍有檢查書報的權力。與此同時，巴黎

的一百五十七間印刷所關閉了九十七間；最後，書商也得領取執照並宣誓效

忠。正如可似預料到的那樣，書報檢查當局利用職權來掩護自己的武斷行為，

並恣意濫用職權：它不僅表現在維護“高盧主義教會”、反英和多疑時達到

荒謬的程度，而且竭力假裝正派，深惡痛絕它所不喜歡的文體，例如歷史小

說之類。1811　年12　月，拿破崙為此大為生氣：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