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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院長和五個法官又進入了法院。不管怎樣，革命人士在司法部門更好地

保持了他們的權力，因為司法人員是終身任職的，只有幾次清洗是例外的情

況。

鎮壓機構還在加強。檢察院得到確定的組織形式；預審完全是秘密進行

的；保安法官沒有了，起訴事務集中在檢察長、總辯護官和預審法官的手裡；

郡守又取得了任命判決陪審團的權力；起訴陪審團取消後，它的職能轉移給

上訴法院中的一個法庭。特別法庭以“普通特別法院”名義保留了下來；但

是隻有軍人充當法官了；此外，在陪審團暫停時或鎮壓某些重大罪犯時，還

設有“非常特別法院”；在1810　年這一年出現了“海關特別法庭”。按照憲

法規定，元老院還能以有損國家安全為理由而撤銷陪審團的判決；1813　年，

元老院把刑事罪法院已經釋放的，被控告走私的安特衛普市長移送到一個特

別法院。至於刑法，雖然不恢復拷打酷刑，但恢復了烙面、枷刑、對弒父母

罪犯的砍手刑，以及剝奪全部公民權。

儘管加強了刑事制裁，帝國和執政府一樣並不單獨依靠它，而是更依靠

行政鎮壓措施，也就是說依靠警察。先是在大臣富歇，以後到1810　年在大臣

薩瓦里的領導下，由負責各“警務區”的參政官執行；自1808　年起，還在都

靈、佛羅倫薩、羅馬和阿姆斯特丹等地派駐總督導官。中央集權化沒有向前

推進得很遠。各郡守因為並不只是聽命於富歇，所以能保留自己的職權。各

參政官和督導官都直接與皇帝通訊聯絡，巴黎警察廳長杜布瓦（1811　年由帕

斯基埃繼任）也都如此。憲兵隊有自己的長官，和警察相互競爭；1808　年下

盧瓦爾郡的郡守指出：他們自命“是武裝的法官，負責監視所有的文官”。

在皇帝的心目中，理想的制度是對任何一個有相當影響的人物都有一份包括

最近情況的案卷。富歇已經編制了一份舒安分子的名單；拿破崙想制訂一份

全帝國的“個人表現和德行的統計資料”。他了解很多情況，但並非能洞察

一切；郡守們本來最可以向他提供有關私人生活的情況，可是他們一般都很

謹慎。告密者和拉瓦萊特的書信檢查局依然是收集情報的主要手段。

警察局更為可怕，因為他們可以任意拘留，私設公堂；除了監獄之外，

警察局還利用瘋人院。詩人德索蓋斯因為在1804　年曾擅自發表了一首著名的

諷刺短詩（“是的，偉大的拿破崙——一條偉大的變色龍”），聖路易的一

名住院實習醫生富爾因為在1804　年12　月5　日頒發鷹徽時曾高呼：“不自由，

毋寧死！”兩人都被當作瘋子而監禁起來。全國人人自危，而軍需供應商拉

薩爾不但已被皇帝取締買賣，而且還不經審判就被捕下獄。即使一旦被釋放，

事情也並未了結：很多人被指定住所並受到監視。最後，1810　年3　月3　日的

一個敕令恢復了“國家監獄”，並規定監禁必須根據大法官，即司法大臣和

警務大臣的提議，由樞密委員會下令執行；但實際上是很少去徵求他們的意

見。在拿破崙的眼裡，行政拘留不僅是用來扼殺反抗力量，而且當陪審團受

到恫嚇或缺少法律上的證據時，還要用來懲罰違反普通法的罪行。難怪人們

說到“政治犯”，無不談虎色變，對於警察無法無天、濫用職權，也是看得

清楚無誤的。下盧瓦爾郡郡守指責憲兵進行欺詐、勒索甚至謀殺的行為，他

宣稱：人們對憲兵怕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很難提出證據來反對他們”。郡

守們自己對有勢力人物的要求也只得讓步，　1808　年，舊軍官德斯皮努

瓦·德·聖呂克准將只根據市長，即他自己的債務人的口頭命令就在索姆郡

被捕。因此，1810　年的敕令指令對各監獄每年進行一次檢查。但並不是所有

的監獄都受到檢查，而皇帝也只審閱一部分案卷；1811　年，在被提出稽核的

八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