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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唯一因奧地利的敗北和神聖羅馬帝國的消失而感到激動的人民。從1805

年起，阿恩特在他的《時代精神》的第一部分中，表現了他對法國的公開敵

意。作為強制性組織的國家，直到當時一直受到德意志思想家的憎惡，現在

在他們的眼裡開始具有了一定的價值，成了共同集體的保護者和個人的教育

者。1802　年，阿恩特在另一部書《日耳曼和歐洲》中肯定，佔有自然疆界和

取得海洋自由通道是一個民族自由發展所必需的。費希特從1800　年起，在描

述能使人人都有自由和平等的一種社會主義社會的時候，認為這種社會只有

採取能自給自養的“閉關國家”的形式才是可能的，因而他認為這種國家有

權建立相當遼闊和相當多樣化的領土來滿足自己的需要。1805　年，他也轉而

指望國家把人從罪孽中解救出來。

然而，這需要1806　年的災難和法國的佔領來加速這種演變，特別是普及

這種演變。這並不是說這種演變是突然的和普遍的運動；耶拿戰役以前和耶

拿戰役以後一樣，如果說不是法國，那麼就是拿破崙個人仍擁有一些崇拜者，

例如在柏林的布赫霍爾茨，便是其中之一；此外，約翰·米勒當了熱羅姆的

大臣；來比錫大學把一個星座命名為拿破崙；在埃爾富特會晤時，歌德曾會

見拿破崙；黑格爾在耶拿看見過拿破崙，稱之為“世界的靈魂”，甚至到1809

年在紐倫堡任教授的時候，他還建議巴伐利亞人採用《民法典》。然而同樣

可以肯定的是，從1807　年起有一些德意志民族的知識界首領開始改變調子，

採取挑戰的態度，有的頌揚日耳曼民族文化的優越性，有的自稱忠於當地的

王朝；一些跡象表明，在人民群眾當中，尤其是在普魯士，漠不關心的狀態

已被忿懣和敵意所取代。某些公開發表的政見是很有名的，如施萊爾馬歇在

哈勒和柏林的講道，這些講道結果引起了法國當局的懷疑；1808　年，阿尼姆

的《隱士報》問世；而最著名的則是費希特1807　年於柏林發表的《對德意志

民族的演說》。

普魯士的不幸，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突出的反響，他們的出身和事業都

與普魯士密切相關；同時，一些北德意志人把浪漫主義和民族自豪感移植到

德累斯頓和維也納，浪漫主義和民族自豪感正在變為兩位一體，不可分割。

亞當·米勒，原籍普魯士人，改信了天主教，他是根茨的朋友，成功地設法

為根茨在奧地利政府機構裡謀得一個職位。1806　年春，亞當·米勒在德累斯

頓開始舉行一些有關保證國家生存及維護的原則的討論會；1807　年他在那裡

跟克萊斯特合作出版《太陽神》雜誌，其宗旨是“維護德意志科學及藝術”，

奧古斯特·施萊格爾作為斯塔埃爾夫人的兒子的家庭教師在科佩久居之後，

隨同這位夫人周遊了德意志，他在維也納獲准開講文學課程，在講課中，他

表明了比在柏林時更為鮮明尖銳的觀點；卡洛琳娜·皮希勒的沙龍則成為一

個傳播浪漫主義的中心。

這些文人到處跟主戰派建立密切關係。由於不得不小心對付外國人和謹

防政府的猜疑，他們不能號召聽眾武裝起來，而只能繼續突出強調說明日耳

曼文化的獨特性和優越性。特別是費希特，他重新講述並發展了施萊格爾的

下述論點：每一個民族都透過其特有的一種藝術去展示自己的靈魂；但是，

在所有的民族當中，德意志民族得天獨厚，使用一種從最初就不斷發展起來

而本質上沒有受到外來語言混雜影響的語言，一種“原始語言”；因此，它

存在的實體和表達的方式構成一個很和諧的整體。相反，各種羅曼語只是一

種死語言的殘餘，英語是一種混雜土語；而法蘭西人古典文學的體裁與規格，

則沿襲自古代；由於拉丁民族和盎格羅…薩克遜民族沒有創立他們自己的表達

方式，因此只能透過人為的方法去表達他們的思想，這種人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