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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已想要與反革命和解，這是出於個人偏愛，而不是從民族利益考慮。在

共和十年憲法頒佈之後的幾個月裡，使那個時代的人最感詫異的就是這種和

解的進展。

教務專約按部就班地在實施。埃梅里深恐拿破崙侵越專約規定的權益，

便在聖使卡普拉拉的左右對勒絮爾方丈施加影響，使卡普拉拉傾向和解，而

波塔利斯有時雖不免流露對“高盧主義”傳統的依戀，卻也盡力使卡普拉拉

感到滿意。

在新任命的各級僧侶中，頑抗派佔了優勢，這是勢所必然的。原來的憲

政派的主教也因政府加以限制，不得不讓頑抗派教士佔優勢，如果不是這樣

安排，他們也找不到足夠數量的宣誓派教士。例如在下來因郡，憲政派主教

索裡內在三百五十一名教區和小教堂神甫中，只能派十六名“憲政派”教士，

還佔不到百分之五；至於原先雖屬頑抗派主教，如加來海峽郡的拉圖爾·德

奧弗涅和北濱海郡的卡法雷利，卻派了約百分之十二的憲政派教士，前者在

六百三十四個聖職中派了七十八個，後者在三百四十個聖職中授與“憲政

派”教士四十三個職位。另一方面，有一些前頑抗派主教迫使1791　年的宣

誓派教士宣誓順從，這就等於要他們悔過；即使郡守們反對這一做法，充其

量也只不過是能使宣誓書的措詞搞得含糊些罷了。憲政派主教遭到了他們下

屬教士的無禮對待，而普通神甫的遭遇則就更壞。富歇在他發出的通報中堅

持應維護信仰自由，他不加掩飾地認為有權把主教看成政府僱員或警察的輔

助人員，即視為精神的憲兵隊。然而他失寵了，波塔利斯幾乎總是站在反對

郡守一邊。為了安撫主教，加來海峽郡和羅訥河口郡的郡守終於被撤職了。

從共和十年“組織條款”一頒佈就遇到重重障礙。高階教士被曾稱為“閣下”；

教士服裝又重新出現了；宗教儀仗和教堂鐘聲又自由地恢復了；主教被允許

把“承天主慈悲與聖座恩典”加上他們的稱號。波塔利斯雖然不掩蓋他個人

的感情傾向，但他拒絕強制規定禮拜日休假，他認為習慣很快就會形成自

然。他准許恢復教堂婚禮公告；尤其贊助主教竭力想獲得監視政府官員的權

利。他寫信給尚皮翁·德·西塞說：“在向政府報告涉及公共利益的一切問

題方面，您處於比任何人都更為有利的地位。”布倫的縣長馬斯克萊雖然對

教士不信任，但仍然告誡他屬下的市長，不論他們個人的信仰如何，由於職

務的約束，他們仍然應遵奉宗教。

低階的不享有薪俸的教士立即抱怨起他們的可悲境況。農民對他們沒有

敵意；但多數人對他們很冷淡，沒有人願意養活他們。雖然“組織條款”規

定宗教禮拜是免費的，但是信徒的捐款要分配給教區神甫和分教區神甫，而

捐款的舊習慣就迅速地恢復了。主教開始公佈預期的捐贈數額，並且獲准成

立旨在保證教區物質福利的委員會。不領薪俸的低階教士既不能從信徒那裡

得到住所，也得不到薪俸，因此波拿巴從共和十一年開始迫使行政機關“考

慮”這些事情；他還把沒有賣出的教會產業還給了教區神甫。這些措施收效

不大；但是不久到了帝國時期，國家對於教會變得日益慷慨起來。這樣教務

專約就成為天主教教士擴大影響的起點，從而為他們後來在復辟時期的得勢

做了準備。

亡命者的歸國沒有象教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