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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它們為什麼不適合採訪，就在這裡簡單說幾句。首先說畫素，這就是花活兒。商家拿出來唬人，煞有介事地說自己的相機有多少萬畫素，其實，畫素只是照相機的一個指標，而且與CCD（電荷耦合器件影象感測器，Charge　Coupled　Device）的大小緊密相關。即使是同一畫素的照相機，由於CCD的大小不同，所拍圖片的質量簡直天壤之別。裝備一臺照相機，並不是僅僅看它有多少萬畫素。

技術的飛速發展，促使媒體垃圾化。簡單地拼湊、克隆、貼上、組合，使得垃圾資訊鋪天蓋地。報紙越來越厚，廣告越來越多，真話和有效資訊卻越來越少……過去簡單的紙媒體時代容易找到乾貨，現在則不是，無論什麼內容上網一搜，都一大堆，光我唐師曾就有二十幾萬條，但大量重複，沒有新內容。人類重物輕人，重技術而輕思想，這是一件特別可怕的事兒。

在某些場合，技術已經嚴重束縛了思想的發展。比如錄音機、錄音筆橫行，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被人錄下一段來，像趙忠祥那樣一舉成名。如果客觀公正，不斷章取義，倒也得過且過。問題是運用同樣技術手段的錄音、錄影，在不同思想的驅使下，可以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不知道不同思想控制下的手，何時會摁“開始”鍵，事後又會如何剪輯，用於何種目的。現在，面對著一大堆錄音機，我無權下令撤掉，但它們對我自由馳騁的思想已經形成了無形的桎梏。這就是技術束縛思想的一個例證。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為此，我採訪從不用錄音機，我喜歡用一個小本子。這樣做有幾個優點。第一，尊重被採訪者，記者主動放棄隨機應變的話語權，雙方在平等的氛圍下思想交流，而不是技術探討。第二，摒棄後工業時代的技術主義，避免簡單的收集、拼裝、貼上、複製……的可能，嚴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必須動腦子，從事體能、技能之外的智慧勞動。第三，文責自負，鍛鍊自己的文筆。大量使用間接引語，謹慎使用直接引語。第四，逐漸培養自己獨立的價值觀，避免不負責任的斷章取義，以訛傳訛，花邊新聞。第五，節省了錄音整理的時間。

在我的工作過程中，我發現一些外國記者也大量使用類似的本子。我是攝影師，本子偏小，而文字記者的本子偏大。我看美聯社、路透社之類的記者的本子彷彿都只比A4紙稍小，不便攜帶。為了避免丟失，他們總把本子插在後腰上—這是人身上直徑最大的一個口袋，而且敏感可靠，絕對擠不掉。即使掉了，也是掉在自己的褲襠裡，屬於肉爛在鍋裡，不會造成損失。

我看現在的很多記者使用的本子都不專業，外表是光滑的塑膠皮，從技術上講這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產品，光滑、厚而不便使用，不易攜帶。本子過大、過小都不合適，具體形式還要根據“實戰第一”的原則。我不是說我們“百花齊放”，使用不同的本子不對，只是說新聞本身就是洋人發明的，他們制定了各種規則，我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也應該借鑑洋人的經驗。

好的記者，最終都會與政治相關。最著名的是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動物莊園》的作者。他以政治家的眼光、記者的身份、獨特的視角審視並記錄了自己所經歷的各種事件，具有高超的敘事技巧；在披露鮮為人知的內幕的同時，伴以獨特的思考。奧威爾最大的特點是他卓爾不群的獨立思考。他無疑是一名政治作家，超脫、率直、敏感，這使他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無所適從。

奧威爾認為，撇開謀生的動機不談，記者寫作不外以下四大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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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時代的舊事（4）

1。　純粹的自我主義。希望看起來聰明，希望被人談論，希望死後仍被人們記起，從那些童年時代曾經嘲笑過你、現在已經長大成人的人們中找回自信，作家、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律師、軍人、成功的商人……簡言之，整個人類社會的頂層都擁有這種動機。大多數人並不是極端自私的，大約在30歲以後，他們就會拋棄自己的雄心壯志—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完全拋棄了自己作為獨立個人的意識—主要為他人活著，或者是在苦役下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但也有極少一部分有天賦的固執的人，他們決定一生都過自己的生活。作家就屬於這一小部分。嚴肅的作家，應當說在總體上比報紙撰稿人更自負，更以自我為中心，對金錢興趣不大。

2。　審美熱情。即對外部世界美的感知，對詞語及其正確搭配、對剛毅而美妙的旋律的感知。希望與別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