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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實很大。而默默無聞的古典文獻專業,則最貨真價實。我如果現在上中文系,也許會報古典文獻專業。至少古典訓練是結結實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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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就是個雅典(1)
我喊了半天學歷史,但最終沒有潛下心去。在北大的歷史訓練,最多是通史課的水平。中國通史大致聽完,近代史沒有聽(主要是怕講成了政治課,當時的*黨史是我必逃的政治課)。世界通史則就聽完了古希臘。
我不瞭解現在的通史怎麼上。當時通史課是很重的。比如中國通史要上兩年四個學期,還不包括鴉片戰爭以後的近現代史。這樣的教育,似乎太呆板了。照我看來,應該縮減通史課時,增加專題史的課時,使學生有更多的選擇。這一問題在這裡難以討論。不過,這到底還是形式問題。關鍵要看什麼人來上。如我前文所述,歷史系投入到通史課的師資相當精良。兩年大課雖然形式單一,質量則很有保障,而且講得也比較細緻,有助於學生打好基本功。歷史系不是沒有趕時髦的課。比如我聽過一次“比較歷史”的課,大概是想趕當時中文系領導的“比較文學”之類的新潮了吧。可惜聽了幾節,全是花拳繡腿,還是通史課實在。我大學所學最多的,是通史課的旁聽。從專業的角度看,這點訓練也許什麼都算不上。但至少從今天所謂的通識教育的角度看,對我的人生很有意義。
先說那點古希臘史吧。
我高中最後一年每週跑出去“關心國家大事”,進北大後又趕上海淀區的基層選舉,北大一下子成了全國的焦點。當時隨便一個候選人,在飯廳或者三角地,往凳子上一站,就開始演講,闡述自己的主張、回答問題。聽眾也都非常投入、認真。我當時還問一位美國留學生:“以你們美國的標準衡量,這夠不夠*?”他連連點頭:“這很*呀!這是真正的*!”那時我真感覺到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甚至幻想著我們這代人畢業後能夠徹底改變中國。
我雖然沒有具體參與競選,不過這一段經歷塑造了我的世界觀。我一直認為,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就是因為我們都經過了三角地、飯廳裡那種面對面*的洗禮。大概也正是因為這種環境的薰染,我開始對古希臘史入迷。在我看來,北大就是雅典,三角地就是agora(希臘城邦中心的廣場,也是公民討論各種事務的中心地帶)。沒有三角地的北大,自然也不成其為北大了。我還一直宣稱:雅典是我的精神故鄉,古希臘是我的傳統文化。在北大沉迷於古雅典的世界,實在是一種政治上的“尋根”了。
開始時能找到的關於希臘史的書,全是“*”前翻譯過來的蘇聯教科書。雖然這些書蘇式意識形態色彩很重,但寫得還是比較具體,人家畢竟在這方面的學術水平比中國高一截。從字裡行間,還是能學到不少東西。記得王以鑄譯的希羅多德的《歷史》,前面就有一位蘇聯學者的序言,非常精彩,可惜後來新版時被去掉了。到了高年級,則看到了顧準的《希臘城邦》(那本書剛一出版我就讀了幾遍)。在我這代人中,我大概是最早的顧準迷之一了。我特別印象深刻的是他從希臘城邦*一直講到“五月花號”上的*生成。這種跳躍在現在來看大概不太合乎學術規範,在當時則有著相當的思想一貫性。從知識上看,他講的並沒有超出我已經讀到的東西。但是,他是唯一一個能把希臘和中國關懷聯絡起來的人。他講雅典,正好滿足了我政治尋根的需要。
北大就是個雅典(2)
那時世界通史課上講古希臘的,是朱龍華教授。他童顏鶴髮,一講話就滿臉放光,極有神采。當時世界史專業的學生,還在他的顧問下上演了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看後讓我激動了好久。上他的課談不上什麼思想震撼,他不是個激情澎湃的人,而是“古典式”的風格,莊重平和,而且特別清晰。當時這方面的書不全,聽他一講,對古希臘的概觀就有了把握。作為外系旁聽學生,我沒有機會和他直接請教。不過畢業工作幾年後,開始上門拜訪。記得20世紀80年代《讀書》雜誌非常火爆,我是《讀書》的常客和作者,而且有一段想調到《讀書》去。沈昌文先生那時是《讀書》的負責人,特地跑到我的工作單位《北京晚報》要人,但是《北京晚報》不放。後來我索性義務為《讀書》辦事,推薦了朱先生,並自告奮勇地代《讀書》向他約稿。他應我之邀寫了一組西方史筆記,非常受讀者歡迎。
這段教育,使我不僅成了西化派,而且是個“言必稱希臘”的西化派。老實說,那時候的古希臘史觀,還屬於19世紀英國史學家格羅特所代表的那種“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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