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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明的人。我們熟起來後,我一想挖苦他時,就拿他的《班主任》開涮,他一點脾氣也沒有。可是,研究這樣的文學就是中文系的時髦了。當時系裡流行的是現當代文學、新詩、美學。甚至日本有個垃圾電影《人證》,也被當經典一樣拿出來討論。俄羅斯文學很熱。但俄羅斯文學課上,大量時間在討論《莫斯科不相信眼淚》。中文系的學生每天消化這些東西,還覺得自己很新潮、很精英。當然就更不用說什麼趙樹理、孫犁、楊朔了。你年輕的生命要是消耗在研究這些人身上,還能有出息嗎?一些聰明的老師,自己也有反省能力。記得好像是樂黛雲老師私下感嘆過:研究現代文學,常常越研究自己水平越低。因為你總要讀低水平的東西。即使是茅盾,和人家外國的大家也是沒有辦法比的。(這是我個人模糊的記憶,如果有錯誤肯定是我的責任,請大家不要把賬算到樂老師頭上。)另外,我在高中剛能看“*”前的舊書時,特別喜歡楊朔的散文,覺得他的語言和感情非常清麗,或者說很有“小資產階級情調”,和“*”時代的鬥爭語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中學階段寫作文,一是學魯迅,一是學楊朔。後來還是閱歷多的同學王友琴一句話把他的騙局給捅破:“楊朔那種清麗漂亮,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饑荒年代最殘酷、醜惡的社會中寫出來的。你可以把現實的一切都寫得很玫瑰色。但在當時那種極端的物質條件下,根本就沒有像樣的紙,最後也只好印在極其粗糙低劣的紙上。這種粉飾文字和粉飾不住的低劣紙張對比,在物理上就讓你感到其文字的虛偽。”看看,在中文系受教育,有時也有精彩之處。那就是有閱歷的大同學把我天真地喜歡的東西做一番歷史分析,一下子使我腦子複雜了許多。 。。
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歷史系(2)
當然,中國文學有兩千多年的傳統,並非沒有可學的。我至今耳邊還常常響起同屋高遠東在熄燈前朗誦古詩的聲音:“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夜苦長,何不秉燭遊……”一下子喚起我兒童時代以來面對死亡的心理掙扎。他的口味非常純正,最常讀的是《詩經》、樂府、古詩十九首、阮籍、李白、杜甫、王維等。有些詩我一時品味不出來,聽他一讀,就有感覺了。這也是我覺得自己不是文學的料的原因之一。可惜,那時中文系主流的風氣不在這裡。比如古代漢語課本是我最喜歡的。比如何九盈教授,屬於明星級老師,據說是中文系四大嘴皮子,講課能講到全班鼓掌。即使是30年後,我腦子裡還經常響起他念《左傳》中“鄭伯克段於鄢”的聲音。我雖然經常逃中文系的課到歷史系旁聽,但他的課我一直堅持不逃。可是到了最後,當他的課和歷史系張廣達教授的通史衝突時,我就實在別無選擇了。這一方面是張先生的課實在太精彩——我一直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他是北大文史方面的第一人——這且留在後面講。另一方面,也是何老師的課太跟著時尚走。比如,他講《左傳》、《史記》等,發議論要扯到俄羅斯的批判現實主義、別林斯基等,佔用了許多課時,引得階梯教室裡一片喝彩聲。大家越喝彩,他日後這方面的內容就講得越多。上課如同唱戲,我也只好逃了。
到了歷史系,則是另一番光景。歷史系想趕時髦也不容易。首先近現代史是非多、禁忌多,當代史則根本無法研究,大家最重視的還是古代史。對比之下,中文系崇新,歷史系尚古。我覺得當時歷史系的通史課安排得特別好,總把最好的中年師資列出來,實實在在,讓人一下子就入門了。大學四年,北大教授對我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講隋唐史的張廣達和講古希臘史的朱龍華。只可惜這兩位先生上大班的課,不可能認識我這個外系學生;我也太膽怯,不敢主動和他們建立聯絡。沒有這些老師的耳提面命,我又年輕氣躁,雖然知道該學什麼,但就是安不下心來讀書。最後在大學對歷史也只學了皮毛,荒廢了青春。上述這兩位先生,還是大學畢業後才開始交流的。這就是後話了。
平心而論,中文系出了不少人才。最近我才從一位沒有見過面的師妹那裡知道,中文系出來的女孩子,在美國大學當終身教授的已經有一大把,搞文學、歷史、人類學等的都有(不久前我自己見了一位,還成為計算機工程師)。不過這位已經用英文在著名出版社出了書的師妹承認:中文系的教育不行,她做學問還是在美國讀博士時學的。我說你為什麼不寫寫。她趕緊說不行,因為自己中文系的老師還在,不能太不厚道。畢竟她是讀過研究生、有導師的人,說話不如我這個沒有導師的本科畢業生方便。在我看來,中文系裡有學問的人其實很多。不過,名聲最響的文學專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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