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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和文學分道揚鑣了。那些喜歡純文學的人評價最低的傷痕文學等，在我看來還有些意義，因為那揭示了社會。新詩幾年內不知道有了幾代，可是最震撼我的，還是最老的一代，比如北島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等等。再有，我發現我是個毫無文學才能的人。比如和我下鋪的同屋高遠東比，實在感覺貧弱；只要他活著，我學文學就斷無存在的意義。

當時轉系是沒有可能的。那還是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專業早就被計劃好了。不過，當時有個好處，中文系的學生素質比較高，特別是有一批大齡同學。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是同屋吳秉傑，他入學時已經32歲，大我14歲。他“*”前本來已經考上了北大。後來因為讀*的書太多，受了*批判精神的薰染，年輕氣盛，當時對《北國江南》等毒草電影的大批判讓他實在看不過去，就奮筆疾書，給《解放日報》寫稿參加辯論，最後成了反革命，被趕到農村改造了十幾年。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高考狀元王友琴，是和我交流最多的同學。她也是黑五類子弟，到雲南插隊，從那裡以全國文科第一的身份進了北大。她當時給我一篇陳平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單一小農經濟是中國長期貧窮落後的根源》，對中國的問題做了宏觀的歷史分析。現在看來是很幼稚的文章，但當時引起了我的思想地震。我意識到，我雖然不知道怎麼改變中國，但至少可以把中國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的原因搞清楚，而這個原因首先要從歷史中找。我就這樣決定學歷史了。現在我以歷史為職業，大概還是北大二年級時思想地震的結果。

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歷史系（1）

前文已經說過，我因為社會和政治意識的覺醒，放棄了文學而想轉學歷史。在當時，轉系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偷偷跑到歷史系旁聽，見了不少歷史系的老師，也接觸了一些歷史系的學生。以下觀察，當然帶著個人興趣轉移後強烈的偏見，抬歷史而貶中文。希望中文系的老師和同學不要介意。

從考分上來看，中文系的學生明顯比歷史系要高。當時文學專業考分是文科中最高的。沒有考上文學專業的學生，如果成績還在北大錄取線內，一般有兩個去處。首先是中文系留人，把這些學生轉到本系的漢語專業。另有許多學生按第二志願到了歷史系。那些漢語專業的學生挫折感最大。因為他們大多屬於“文學青年”，立志寫作。可是，漢語專業大概是文科中最抽象、離寫作最遠的專業。其實，這個專業學問很大。語言學好比是文科中的數學。有些同學，也確實一頭鑽到現代語言學裡，抱著布龍菲爾德、雅格布森、喬姆斯基猛看一通（比如當今的政治明星胡春華，就是漢語班的，屬於抱著高深的書泡圖書館的一位。他是我們這年級裡最小的學生之一，臉又長得特別幼嫩，人看上去非常單純，很招人喜歡，大家都把他當小弟弟看）。可是，即使是這樣的同學，有時也會搖頭：“我願意獻身現代語言學。但是，要走這條路，大學應該上數學系或者物理系，否則沒有必要的分析技能，將來根本競爭不過從理工科改行過來的語言學家。”相對而言，歷史有意思多了。我第一志願是文學，第二志願就是歷史。歷史系的同學知道我放著文學課不上卻跑到他們這裡聽課，無不嘆息：咱倆換專業吧，我第一志願就是文學呀！我則說：你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呀！

我抬歷史系貶中文系，除了專業偏見外，還和兩系的風氣有關係。當時正好趕上新文學崛起，中文系領導校園時髦。比如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就是復旦中文系一年級新生的作品，一夜之間創造了一種文學，使中文系成為校園明星。另外，劉心武的一篇《班主任》，也紅得洛陽紙貴。劉心武后來成了我的朋友，是很有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