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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師生的關係，不管是從心靈上還是從空間上都非常密切：大家住得很近，可以隨時坐而論道；第三，真理是辯出來的，不是死記硬背地“學”出來的：大學要訓練學生髮展自己的論斷，並能夠應付不同觀點的挑戰，在思想的交鋒中說服別人。當然，到了牛頓時代，實驗科學誕生，取代了經院哲學式的單純論辯方式。這是後話。現代的實證科學發展了但並沒有取代中世紀的大學精神。我們現在的教育，則連中世紀的經院哲學都不如。

英美一流的大學，至今仍然保持著嚴格的寄宿學院制，基本就是這一論辯傳統的繼續。在寄宿學院中，師生混居，有充分的交流。在大學的課堂教學中，討論班是一個核心形式。訓練學生批判性的思維則是最重要的教育目標之一。最近我的一個同事退休，他驕傲地給我們影印了一份學生對他的課如下的批評：“我不覺得這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方式，因為我不知道該相信哪一頭的。”對於教授來說，能把學生置於這種心靈論辯的困惑之中，就是一種教育的成功。

北大不教的東西（4）

再看看我們現在的大學：教授沒精打采地講著滿堂灌的大課，下課後就無影無蹤。學校高樓林立，卻缺乏辯論切磋的風氣，大部分課程都有給定的答案。大學的傳統，在我們這裡似乎早已經失傳了。我們為什麼還要上大學呢？

但是，看一看大學的歷史就知道：開創大學傳統的主力之一，就是那些求知慾旺盛的莘莘學子。所以我勸現在的大學生：與其被動地抱怨，不如主動地發展自己的大學精神。畢竟，現在的大學有了“大樓”，至少在空間上讓許多年輕的精英聚集在一起。這為我們塑造自己的大學經驗提供了很大的本錢。

我在1979—1983年在北大讀書。當時學校的條件很差：六個人住一間擁擠不堪的宿舍，這六人晚上只有一張去圖書館讀書的座位號；剛剛經歷過“*”的教授們，知識也都很陳舊。但是，雖然我並不用功，逃課成性，現在回想一下，當時還是接受了一些有效的教育。為什麼？因為我趕上了“懷疑一切”的時代，我們拒絕接受一切既有的信條，在宿舍裡一天到晚地辯論，並透過辯論感到了自己的無知，這種無知感又刺激了求知慾。在這種刺激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