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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院的教授趙元任先生，對幾種歐洲語言也是頗為精熟的。記得王力先生臨終前曾對我講過，他就讀於清華國學院時有一次寫了篇論文，證明漢語中有一種語法結構是西方語言中沒有的。梁啟超對他大加激勵。趙元任則在他的論文後面，把西方几種語言中類似的語法結構全列出來，最後批道：“言有易，言無難。”意思是說：你看到一樣東西就可以說“有”，這很容易。但要說“無”，則必須看到所有東西才敢說。誰敢說自己看到了所有的東西呢？這太難了。我想，這番教訓對前面那位大三的漢語專業同學應該有些教益。如果你連一門西方語言也不能精，看到的東西太少，語言學就不用搞了。另外，語言學有文科中的數學之譽，可以發展得極度抽象化。一些學數學、物理出身的人，轉過來搞語言學常比語言專業的人更有優勢。這一點，看看世界語言學家的背景就明白。可惜，許多年輕學子，一路死記硬背考上大學，對大學教育一知半解。當沒有稱職的教授指導時，他們就靠著這種似是而非的信念來對付學業，乃至在語言專業學語言還覺得和自己的專業無關。他們在大學裡荒廢青春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事實證明，許多在大學裡學習“無用”的東西的人，日後往往成為特別“有用”的人才。你查查美國企業總裁的學歷就知道：拿MBA的人確實不少，但在本科時就讀企業管理的人卻不多。相反，許多人本科讀的是文學、歷史、藝術、中世紀研究等“無用”專業。甚至有大老闆親自勸自己日後準備經商的孩子們在本科中放棄企業管理，改學文史。為什麼呢？按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心理學說分析，人的心理需求由低到高有各種層級：物質上的生存需求，如衣食住行；安全需求，如穩定的職業，家庭資產，社會治安等；歸屬需求，如友情，愛情，家庭溫暖等；自尊的需求，如成就感，他人的尊重，社會地位等；最高的則是自我實現的需求，如道德，創造力，用自己的一生改變世界等。一般而言，天賦比較高的人，對低層級的需求不那麼關注，因為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使之獲得滿足。對他們最具挑戰性的是高層級的需求。而恰恰是這些層級的需求更有精神性。這也怪不得，許多傑出人才把其青春投入到一些“沒用”的事情上，上大學也選“沒用”的專業。不過等他們畢業後面臨實際生活，就立即顯示出超人的能力。 。　最好的txt下載網

北大不教的東西（3）

說這些，並不是主張大學教育應該脫離實際，而是要重新定義大學教育所必須面臨的“實際”：大學是為學生打造未來的人生框架，而不僅僅是職業框架。不能捨本逐末，讓學生為了一門手藝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 那麼，大學是如何打造人生框架的呢？什麼是大學生活的核心？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論辯）。這種“論辯”，並不一定是公開的口頭辯論，而更多的是在心靈中默然進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種永無止境的精神努力。從大學誕生以來的八百多年中，“論辯”作為大學核心的精神從來沒有喪失過。

大學是在1200年前後的歐洲誕生的。這是當時歐洲的神學和法學傳統匯流的結果。在中世紀早期，貴族多是文盲，文化是由教會儲存下來的。而在教會中，知識是神學的附庸。牧師站在高高的講壇上進行“滿堂灌”式的佈道，聽眾則虔誠地記住和相信這個權威說的話。這幾乎就是當時唯一的教育了。但到了12世紀，經濟的發達使社會變得更復雜。特別是從*世界“進口”的希臘古典文化，大大豐富了知識領域。這種灌輸的模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即使在神學界，許多人也認為了解真理的最好方式就是dialectics，即所謂的“辯證法”，其實就是一種透過問答的方式獲得知識的途徑。比如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就是把握這種方法的大師。他傾聽你的陳述，然後對你的陳述進行提問，並透過這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提問，一步步地讓你意識到你對自己所說的東西其實一無所知。他的名言就是，我一無所知。我唯一比你們知道得多的東西，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

與此同時，羅馬法也開始在歐洲復興。法學中那種論辯的特性，也正好和神學中的辯證法自然地匯流。這就在“高等教育”中形成了論辯的教學方式。當時崛起的所謂大學，多是些求知的學子自己組織起來學術共同體，自己聘請老師來講授，最後規模不斷擴大，權威日高，受到教皇和國王等的承認。現代意義的大學，也就由此發足了。

從大學的誕生可以看出，大學與生俱來地帶有幾個特點：第一，大學是一個求知者的精神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