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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經濟轉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奧尼爾先生關於“金磚四國”的論點被現實強有力地驗證了。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龍阿賽莫格盧出生於奧尼爾命名的“新鑽十一國”之一——土耳其。他說：“我們在發展中國家見證了更快的發展，尤其在中國和印度，這是由於西方的政策和科技允許中等技術的工作在那些國家開展。發展中國家得以取得如此大的進步，是因為技術使我們能在世界經濟的差異中獲得更好的套利機會。”

阿賽莫格盧教授認為，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第一次“鍍金時代”比19世紀西方世界的“鍍金時代”的進展要快得多。

“20世紀50年代，印度的勞動力十分廉價，但是世界其他國家沒能高效率地利用這些勞動力，”他說，“所以印度只能按部就班地經歷西方國家曾經歷過的階段。現在，情況不同了。中國經濟能快速增長，因為中國工人更好地融入了世界經濟。”

然而，這一經濟變革的成功也使新興國家的人們在21世紀經歷第一次“鍍金時代”時覺得壓力重重。一旦你透過電視機、網際網路或在西方工作的親戚傳來的實時訊息得知，自己同西方同行之間存在著怎樣的經濟差距，你就會覺得高達4％~5％的發展速度也太慢了，尤其是當你看到21世紀的“強盜貴族”過著極盡奢華的生活時——他們的許多特殊待遇（比如私人飛機或者昂貴的心臟搭橋手術）可能令“洛克菲勒們”或者“卡內基們”都為之驚歎。

當新興經濟體經歷第一次“鍍金時代”時，西方國家正在經歷第二次“鍍金時代”。人們眼前的一部分場景是全新版本的工業革命。正如機器時代將農場工人和手工藝者的經濟轉變為聯合收割機和裝配線的經濟，技術革命正用機器人替代藍領工人、用計算機替代公司白領。

同時，西方正從新興經濟體的第一次“鍍金時代”中受益。如果你在美國達拉斯或德國杜塞爾多夫擁有一家公司，來自新興市場城鎮化的農民可能正在為你幹活。這對於西方的頂級富豪來說是一個喜訊，因為他們能同時成為19世紀的“強盜貴族”和21世紀的技術巨頭，並從中得益。但在經濟轉型過程中，西方中產階層的日子就沒那麼好過了，他們正同時遭遇兩個“鍍金時代”的夾擊。

2012年1月公佈的一項針對將近一萬名哈佛商學院校友的調查，揭示了中產階層和富豪間的差距。受訪者十分擔心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力——71％的受訪者預計其競爭力在未來三年內會下降。但當你將美國公司的命運同美國工人的命運區分開時，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將近2/3的哈佛商學院畢業生認為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將受到威脅，而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擔心那些公司會陷入困境。

“當公司感到壓力、出現問題時，它們的選擇餘地比美國工人大得多，”主持這項調查的邁克爾波特教授說，“公司能找到辦法渡過難關，它們可以透過遷至海外——84％的公司已經成立離岸公司——或採取降薪政策渡過難關。”

“雖然整塊蛋糕越來越大，但很多人能分到的分量卻縮小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表現中心主任約翰範雷南說，“嘴上說說繼續接受教育容易，可如果你已經年過半百，真正做起來就太難了。最近的15年裡，中產階層吃的苦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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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節。

“中國綜合徵”

《中國綜合徵》（“TheChinaSyndrome”）是一篇於2011年發表的論文，主題是“中國貿易的影響”。三位經濟學家強強聯手完成了該論文，他們是：戴維歐特、戴維多恩和戈登漢森。這一研究意義尤為重大，因為它標誌著學術界的共識發生了轉變。美國經濟學家討論日趨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狀況的起因時，傾向於選擇技術作為主導原因。但是，在分析美國當地勞動力市場的詳細資料後，《中國綜合徵》的作者認為，全球化——尤其是同強大的中國進行貿易——正對美國藍領工人產生巨大的影響。“保守估計，這是造成同期美國製造業就業總數下降1/4的原因。”

“中國綜合徵”的負面影響遠遠不止導致美國工人的失業。在其波及的社會中，工資下降（尤其是在製造業之外），甚至一些人停止尋找工作。結果，“家庭平均收入大幅減少”。“山姆大叔”（美國）也在劫難逃，特別是在助殘補貼大幅增加之後。？米？花？書？庫？&nbsp；__

歐特、多恩和漢森三人並非貿易保護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