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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挑戰了“全球一國”的世界觀，並犀利地提醒我們，貿易的成本和收益沒有平均地被分攤。他們的研究發現沒有違背自由貿易的觀點，而是“強調了貿易的分配結果”。

用經濟學家的行話來講，分配產生的影響使勞動力市場兩極分化：在頂端，工作變得更好，工資更高；在底層，低技術、低收入的工作沒什麼變化；而曾經向美國中產階層支付薪水的中層工作正逐漸消減，形成中空。馬爾騰戈斯和艾倫曼寧描述了在英國發生的相同現象，並指出勞動力市場正“兩極分化成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

最近有一項調查是關於iPod（蘋果公司音樂播放器）對於直接就業產生的影響，其專門研究了這些“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揭示出曾經的一些中層工作已經消失。三名學者格雷格林登、賈森戴德里克和肯尼思克雷默完成了此項研究。他們在最近的兩篇論文中研究了iPod是如何在全球創造工作機會和利潤的。他們發現：2006年，iPod在美國境外僱用的人數幾乎是在美國國內的兩倍——在美國的人數是13920人，在美國境外多達27250人。

也許你不會對這一資料感到驚訝，但如果你是美國人，就會有點兒擔憂了。因為從奧巴馬總統到2012年總統候選人裡克桑特拉姆都曾力挺蘋果公司，作為一家展現美國魅力的典型公司，蘋果公司將解救美國的就業危機，它也是美國極其善於培養創新家和企業家的一大明證。可是，這些思想超前、勇於探索的公司在美國境外比在國內更有效地促進了就業。

你不必閱讀這份關於iPod的研究也能想到有許多海外工人是在中國。在美國看來，如今中國彷彿是一個超級龐大的亞洲巨人，值得一提的是iPod在海外的員工將近一半在中國——12270人。另外，有4750人在菲律賓，相較於中國的13億人口、菲律賓的9500萬人口，菲律賓比中國更得益於史蒂夫喬布斯的天才經營。這一點值得強調，是因為一些美國學者和政治家喜歡將美國的經濟困難歸罪於估值偏低的人民幣和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在蘋果公司的例子中，這兩項只是次要原因。

下面的事實可能會令你驚訝。即使大部分iPod崗位在美國境外，其大部分工資仍留在美國國內。那13920名美國工人的總收入接近7。5億美元。相比之下，27250名非蘋果美國公司僱員的總收入不到3。2億美元。

當你觀察美國國內iPod勞動力的構成時，這一差別更為顯著。iPod超過一半的美國員工（7789人）是零售以及非專業性員工（辦公室支援人員、運輸和分銷工人，等等），他們的總收入僅為2。2億美元。

蘋果創新的大贏家是美國的6101名工程師和其他一些專業員工，他們的總收入超過5。25億美元，是本土非專業員工收入的兩倍多，大大超過了所有在美國境外工人的總收入。這才是“美好的”高薪工作，而其他工作則是“劣等的”。

為什麼美國對於全球化和技術革命的心態如此矛盾，蘋果公司的例子就是一個縮影。美國平民主義者擔心美國最卓越的創新產品會在國外創造比國內更多的工作崗位，這樣的擔心顯然是對的。事實上，現實可能比這些平民主義批評者們所認識到的更加灰暗：iPod超過一半的美國國內工作崗位都是低薪資、低技術的。

但是美國也有贏家：蘋果的工程師和其他專業員工，他們漂亮的工資單中含有公司扣除廉價的海外勞動力成本收穫的最終利潤。蘋果公司的股東收益更好。在200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林登、戴德里克和克雷默發現iPod創造的金融價值的最大一部分歸蘋果公司所有。雖然iPod是在中國製造的，但製造方的金融附加值“非常低”。

富裕的國家可以繼續保留一些製造類崗位，當然這麼做意味著這些工作將更加“劣等”。例如，2012年，美國卡特彼勒公司與加拿大安大略省倫敦市的一家機車裝配廠的工人發生了勞資糾紛，我們來看一下卡特彼勒當時的做法。卡特彼勒公司在美加邊境的南面——美國伊利諾伊州的拉格蘭奇也有一家工廠，裡面的工人生產鋼軌器械，但他們的工資和福利不到那些加拿大工人的一半。你可以說那是加拿大工會的勝利，表明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更好地保護了工人的利益。但是，卡特彼勒對此的回應是關閉機車裝配工廠，讓薪資更高的加拿大工人停工，並將一些生產線遷移至美國印第安納州的曼西。通用電氣也採取了類似的策略，大張旗鼓地將一些製造崗位遷返美國。2011年開張的北卡羅來納